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bstract: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are on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with characteristics as combination of official-business men and/or official-underground forces, cruelty, detailed plan, extreme bad-influence on images of CCP and China governments. They appear not accidentally, instead, with certain social grounds and systematic elements including causes such as wrong ideas of power/violence, lack of human right consciousness, extreme egotism, out of control of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practical running, spreading of official corruption, low inner quality of officials, defects in officials’ promotion system, infiltration of underground violence forces into governmental powers, etc. Long-term mechanisms, e.g.,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officials, fairness in political competition, strict punishment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so as to reform political system, purify political ecology and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spreading of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Key Words: officials’ violence crimes; causes; prevention; supervision over power; political reform

犯罪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社会一员，官员也不可能完全幸免，有关我国官员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犯罪的报道，似乎早已失去新闻价值。不过，近几年来屡屡在我国出现的另类官员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却在令人惊心触目之余，更加引人深思。本文试图以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些典型的官员暴力犯罪案件为例，就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特点、成因以及防范对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类型与特点
（一）官员暴力犯罪的概念
所谓“官员暴力犯罪”，就是具有官员身份的人采用暴力手段单独或与他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从犯罪构成上来看，官员暴力犯罪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其一，犯罪主体为官员，既包括经过任命、从事公务的各类政府机构（含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人民团体等机构内实际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其范围大致与我国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当；其二，客观方面为采用爆炸、纵火、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实施犯罪行为。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类型
根据近年来出现的部分案例，有媒体将官员暴力犯罪分为“为官位雇凶杀同事”、“为前途残忍灭情妇”、“为泄愤杀害举报人”、“为‘进步’重金除对手”几类[1]，不乏启迪意义，但其中“为官位”、“为前途”、“为‘进步’”等等，似存有划分标准上的交叉，为分类逻辑之所忌。笔者根据犯罪所追求的结果，将官员暴力犯罪粗分为打击报复、杀人灭口、消除对手、倚权霸占等几种类型。
（1）打击报复。主要为打击报复检举、揭发其不法行为的举报人，但也有报复查处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者。典型的案件如原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雇凶杀人案[2]、原山东省水产局局长张程震雇凶杀人案、原河南省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等5人雇凶纵火案[3]等等。
除了报复举保人以外，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的办案人员往往也会成为官员暴力犯罪的对象。如原海口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局长蒙文腾雇用杀手杀害办案检察官黄崇华案[4]。
（2）杀人灭口。一般为杀害纠缠不休，且对自己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知情、并扬言要举报的情妇，如原芜湖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害情妇案[5]、原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雇凶杀害情妇案[6]、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原局长梁冠中杀害“二奶”案[7]、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原侦查科科长王俊平雇凶杀害“二奶”案[8]。不过也有为了灭口而杀合法妻子的,如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为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9]。
（3）消除对手。为了打击自己升迁道路上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报复已经获胜的竞争者，不少官员即对其杀害，或者以极其的残忍手段进行伤害。诸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局长案（以及伤害“副局长人选”案）、山西省洪洞县城建局原局长薛文勋雇凶爆炸案、[10]江苏省大丰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陆燕行雇凶砍杀副局长案、[11]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雇凶伤害县委书记及副书记案（发生于1994年，也是较早见诸报道的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案件）等案例就是如此。
（4）倚权霸占。因掌握某种权力，受到社会上常见的“权色交易”思维惯性的驱使，不管处于弱势、有求于己的当事人或其家属是否真正愿意，强行对其实施奸污占有。阜阳中院原刑一庭庭长巫继成、[12]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法官肖某强奸“小姐”案[13]等案例展示的就是此类丑剧。

（三）官员暴力犯罪的特点
从现有案例来看，我国官员暴力犯罪正表现出以下特点：（1）从基层官员到地市、省部级官员广泛卷入，犯罪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县处级官员暴力犯罪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重大新闻，厅局级（杨锦生、李长和、周其东、尚玉和等）、甚至省部级（吕德彬、段义和）官员不断加入暴力犯罪行列，使得官员暴力犯罪呈现高级别之征兆；（2）官商或官黑结合的作案模式；（3）作案手段残忍，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恐怖性。官员暴力犯罪往往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在省会城市“济南市建设路的一汽车站旁”[14]这样的闹市区实施爆炸，犯罪恐怖性明显；（4）具有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等权力腐败的背景或起因；（5）政法委、公检法等从事政法工作官员的暴力犯罪并不少见，揭示我国部分政法官员法律官位与其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上的严重背离；（6）周密的计划性。

二、官员暴力犯罪的成因分析
官员暴力犯罪的产生具有文化背景、社会基础与一定的体制因素。具体来说，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专制文化造就的官员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心态
数千来的专制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彻底死亡，相反，有权就有一切、天下惟我独尊的专制文化传统不断腐蚀着官员本来尚算健康的肌体，造就官员特别是领导层官员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必须服从自己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大狂心态，在种种美妙的借口（或幻觉，因为专制文化对于接受者而言尚有强烈的自我麻醉功能）的左右下，不少官员对权力、暴力盲目崇拜，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权力也可以掩盖一切。这样，为了一己私利，甚至于是可以在官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及将来可能会有所发展的所谓“政治生命”，不惜选择犯罪与敢于实施犯罪。
（二）漠视他人生命及其他权利的人权意识缺失
漠视人权、视民众生命如草荠也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官员心目中，“人权”不过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甚至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即便宪法已有保护人权的明确规定，那也不过一种摆设而已，对自己没什么约束力，丝毫不影响自己根据自身需要肆意践踏民众的基本人权，包括非法剥夺其生命。这种对生命的不尊重，这种人权意识的缺失，同样导致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毫不犹豫地选择暴力犯罪。
（三）权力监督机制运行上的失控与腐败现象蔓延
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但实际运行当中，压制、打击公民批评、建议权，控告、申诉及检举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司法诉权行使范围有限，诉权行使渠道严重不畅，甚至应该获得法定司法救济的种种权利都极有可能在司法腐败与“司法不作为”当中被彻底活埋[15]。权力监督及权利保障机制上的失控，难以对可能发生的种种腐败现象进行动态、及时的抑制，公民（包括曾经和他们恩爱有加的情人与妻子）对腐败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告、申诉及检举就更不能为其所容忍。面对正在发生的举报或威胁，迫使腐败官员在肯定丢掉前程（及生命）与杀人灭口而可能丢掉性命之间进行权衡，杀人不会被发现、发现后也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摆平”的侥幸心理，驱使其铤而走险，走上暴力犯罪的不归之路。
（四）官员自身素质的低下
官员自身素质是一个全方位、多指标的综合体，特别是法治理念、民主作风、责任意识、科学精神、宽容态度、公平竞争习惯等等法治素质、人文素质为我国许多官员所缺失，而不能仅仅限于学历、资历或“政绩”指标。有人坦言官员科学素质还不如青少年学生[16]，在法治素质与人文素质方面就更加令人堪忧。大火发生时“让领导先走”的惨局早已烧出了官员素质极其低下的水准；形形色色的假文凭以及游离于国民教育体制之外获得的张张文凭，又让众多官员表面上已经提高了的学历水准要大打折扣。何况博导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李长河、周其东等政法官员的暴力犯罪案表明，法治与人文精神缺失下的高学历，以及缺乏法律信仰的法律知识，都会导致官员素质上的“短板效应”（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箍成木桶全部木板当中最短的一块），使得貌似有学历或有法律知识的官员素质依然低下，无法从自身角度制约暴力犯罪的产生。
（五）干部升迁体制的缺陷
“密切联系领导”似乎成了干部升迁的潜规则，干部升迁的民主考核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用人失察承担责任机制往往被架空，通过跑官、买官等获得上级领导信任的手段得到升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干部升迁的捷径；用人失察责任制的缺失又让上级领导不必对其任用、考察的官员行为负责，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逐渐异化为一系列的派系关系，甚至是赤裸裸的主奴关系。为了上级、“主子”们的事情，下级“奴才”们无一不可奉献——从金钱、女人到犯罪而可能被砍头的风险，只要能解了“主子”的心头大患，人间的一切都可以践踏。原新乡市副市长尚玉和介入并直接负责“上级兼恩师”吕德彬雇凶杀妻案的情况就是如此。
（六）黑恶对权力系统的渗透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为了获得更大的势力范围与活动空间，也为了寻求权力这一最为牢靠的保护伞，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或通过直接染指权力系统、把持基层政权；[17]或通过在高层政权当中寻找代理人等手段，千方百计对权力系统进行渗透，导致黑恶暴力文化在官员当中传播，同时也成为官员暴力犯罪依赖的有生力量。如此形成官员崇尚非法暴力、依赖非法暴力、通过非法暴力解决相关问题的习惯，导致官员暴力犯罪现象向更大范围与更高权力层次上的进一步蔓延。

三、官员暴力犯罪防范机制的完善
官员暴力犯罪的防范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理念、制度以及具体操作的系统工程。理念层面上，对各级官员进行法治理念、法律信仰、人权观念、民主意识、社会和谐论、科学发展观、争议司法解决说等等代表真正先进文化理念的培育尤为重要；但是，先进的理念还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与各种机制的完善，如完善权力监督、腐败防范、科学考察及任用官员、政治公平竞争、打击黑恶势力、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等长效机制，并在实际运作当中真正发挥这些机制的作用，方可达到净化政治生态环境，有效遏止官员暴力犯罪现象蔓延的目标。
（一）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
为有效监督权力，制止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的种种腐败、犯罪行为，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权力监督与腐败防范机制，从源头上堵住引发官员暴力犯罪的动力与腐败案件：（1）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发挥律师作用发挥权力社会监督的作用；（2）通过提高人大代表的民众性与专职性（如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以淡化人大的“官大”色彩；（3）党、政、人大官员有效分工，不得兼任，以实现权力系统内的制约；（4）发挥司法机关公正、独立、有效率审理案件，解决社会争议的功能，避免众多常规司法案件对信访渠道的挤塞；（5）顺畅而不是堵塞信访渠道，对于检举、揭发权力腐败的信访认真、及时查处，无权查处的应及时上报，将腐败行为控制在萌芽阶段；（6）鼓励而不是阻拦举报人的正当上访等监督环节和监督机制，置权力于人民群众的严密监督之下与法律的有效约束当中，使官位更意味着奉献和责任，而不是无本万利及为所欲为，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及升级的可能，从源头上减少因追逐权力、保住官位而引发的种种官员暴力犯罪。
（二）改变“伯乐相马”式的升迁模式，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与科学化机制
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官员提拔模式不仅使民主、科学考察官员成为一句空话或一种摆设，而且也难以对考察、任用官员时拉帮结派或失察渎职问题追究责任。为此，应完善官员考察指标体系，建立官员考察及任用民主化、科学化机制；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贪官、坏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追究其用人失察之责，完善用人失察责任机制，以真正民主、科学地考察、任用官员，提高官员整体素质，降低官员发生腐败及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三）改善政治生态环境，完善政治竞争公平化机制
从健康的政治生态角度来说，官员之间允许而且应当具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也应当允许公开竞争相应的职位，但是同时应当相互宽容、遵守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律和纪律。如此多样、共存的从政环境有利于改善紧张、虚伪甚至是压抑、阴暗的从政心理，达到“和而不同”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使成功者能够宽容竞争对手；面对暂时可能发生的竞争失败，有关官员也能泰然处之，在下一轮的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是铤而走险，对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者置之死地而后快，导致政治生态的不断恶化。
（四）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
要打击黑恶势力染指政权以及寻求权力保护伞方式的渗透，首先要做到廉洁公正，使官员丧失寻求支配黑恶势力暴力力量的需求（黑恶势力寻求权力保护与腐败官员寻求黑恶势力的暴力支撑也是一种互动关系），也使官员失去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其次，做到官商分离，进一步弱化官员雇佣黑恶暴力力量的经济实力与机会；再次，对于直接染指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应依法予以坚决打击，防止其势力的蔓延与上扩；同时，切实加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铲除黑恶势力赖以的生存土壤。这样，可以有效切断官员与腐败、官员与奸商、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联系链条及互动环节，通过黑恶势力防范与打击机制的完善，防止官员暴力犯罪的发生。
（五）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成本加大，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的幻想
建立官员暴力犯罪从严处罚机制，并不是说只注重事后从严打击，因为事先防范的有效落实，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条款的认真执行，也许使不少官员的违纪行为早日被查处，不至于演化到暴力犯罪、甚至上断头台的地步。
然而，事先的防范也绝非万能，在防不胜防、官员暴力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依法从严处罚，该杀的坚决杀，该判的认真判，并依法不予假释及从严控制缓刑（包括死刑缓刑）、减刑以及保外就医的适用，使犯罪官员暴力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概率大为增加，真正加大其犯罪成本，使之彻底丧失犯罪后逍遥法外或摆脱实质性惩罚的幻想。

湖北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与省人大、省政协工作联系的若干规定

鄂政发〔2004〕10号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省政府与省人大、省政协工作联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按照宪法、地方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政协工作的若干意见,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省、依法行政的迫切需要。省政府作为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应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自觉接受其监督。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完善政府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健全政府民主监督体系。

　　第四条　加强省政府与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联系,是加快依法治省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努力实现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条　加强省政府与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联系,应坚持党的领导,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二、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第六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在省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积极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及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立法工作机构做好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协调、论证、征求意见工作。要听取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意见,坚持从全局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规范行政权力与维护公民权益的关系,依法设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注意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倾向,努力提高法规草案的质量。

　　第七条　省政府在制定规章立法规划及规章年度立法计划时,应同时征求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及年度立法计划建议。

　　省政府法制办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及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应将有关意见汇总,向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提出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及年度立法计划建议,并附立法依据及主要内容等。

　　地方性法规年度立法计划制定以后,省政府办公厅应会同省人大有关工作机构及时召开立法工作会议,省政府负责人应对立法工作提出要求,责成有关部门按时完成立法任务。

　　第八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及年度立法计划,认真做好起草、论证和征求意见的工作。

　　第九条　省政府法制办在有关部门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基础上,应广泛征求意见,包括征求省人大代表中的法律专家、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及相关行业代表的意见,认真协调修改,并将法规草案修改稿和起草说明送请省政府相关领导审核。省政府办公厅应及时安排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由省长签署,以省政府议案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十条　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议案及法规草案,省政府办公厅应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15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保证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必要的审阅时间。

　　第十一条　在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时,法规草案的起草单位应详细报告起草工作情况。

　　第十二条　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省政府负责人或省政府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应按要求列席会议,并就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议作说明。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草案时,省政府有关部门应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当年不能完成立法计划项目的,省政府法制办应及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原因。

　　第十四条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起草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草案,在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应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审查。

　　第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公布实施后,对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法规实施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对有关问题作明确解释的,省政府可以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解释的建议。

三、建立重要工作报告、通报及协商制度

　　第十六条　省政府的重要工作应及时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向省政协通报并协商。

　　第十七条　省政府负责人及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应依法按规定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会议、省政协全会,适时参加省政协常委会议,并听取意见。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省政协全会期间,省政府负责人及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必须按时到会,并参加分组讨论,虚心听取代表和委员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十八条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或有关重要会议活动时,应邀请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第十九条　省政府应依法就下列事项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一)政府工作报告;

　　(二)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

　　(三)全省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四)全省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年度财政预算草案;

　　(五)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工作。

　　第二十条　省政府应依法就下列事项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一)全省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部分变更;

　　(二)省本级财政预算的调整;

　　(三)省本级年度财政决算;

　　(四)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

　　(五)全省年度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安排情况;

　　(六)全省城市总体规则及其重大变更;

　　(七)全省人口、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及重大措施;

　　(八)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改革措施;

　　(九)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

　　(十)办理省人大议案及省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简称建议)的情况;

　　(十一)行政区域划分、变更以及省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立、增加、减少或合并;

　　(十二)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工作。

　　其中,第(一)、(二)、(三)、(六)项应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由省长签署,以议案的形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十)项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征求意见后,分别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涉及省政府机构的事项还应依法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一条　省政府应逐步扩大省级部门预算编制范围,提高编制质量。在编制过程中,及时向省人大通报有关情况、征求意见。配合省人大做好部门预算的审查、部门预算执行和部门决算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报告、议案,应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的15日前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并同时提交有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在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报告、议案时,省政府负责人或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到会说明情况,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接受质询。

　　第二十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就有关报告、议案作出的决议、决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认真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议案中提出的重要意见,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办理,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结果。

　　第二十五条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及省人大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省政府相关部门在向专门(工作)委员会提交专项工作报告前,应事先报省政府办公厅,经省政府分管领导审核。事后应将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反馈给省政府办公厅;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以及执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定、决议的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应事先送省政府法制办审查。

　　第二十六条　省政府应适时向省政协通报有关重要工作,重大问题应与省政协进行协商。

　　(一)对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实施情况,对党和政府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勤政廉政的情况,对有关紧急重大事项的处理措施应向省政协通报,并认真听取政协组织和委员的意见、批评和建议;

　　(二)对事关全省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应与省政协进行协商,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也应与省政协协商;

　　(三)在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过程中,应向省政协通报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起草情况,征求省政协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

　　(四)适时向省政协常委会通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

　　(五)其他需要通报与协商的重要工作。

四、主动接受省人大的依法监督和省政协的民主监督

　　第二十七条　省政府要主动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和对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的监督,并接受其质询和评议。

　　第二十八条　省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应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九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进行的执法检查和视察,应配合做好服务工作,如实汇报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第三十条　省政府组成人员应依法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的约见。被约见的省政府组成人员要虚心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对代表提出的问题,在30日内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本人,并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及省政府办公厅。

　　第三十一条　省政府办公厅对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交由省政府办理的申诉、控诉和检举案件,应及时处理,在报经省政府有关领导批准后,按时回复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

　　第三十二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依法实施的重大违法案件监督,应当如实提供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依法办理省人大常委会发出的督办通知,并在规定时间内报告办理结果。

　　第三十三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依法提出的对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质询案,要认真办理。以口头答复的,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要到会答复;以书面答复的,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签署答复意见。

　　第三十四条　省政府及省政府组成部门应依法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工作评议,省政府组成人员应依法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述职评议。

　　评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依法行政的情况;(二)勤政廉政的情况;(三)需要评议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五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的述职评议和工作评议,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积极配合,于评议会议召开的15日前将工作报告、述职报告报送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机构。述职人员及被评议机关负责人应按时到会述职和汇报工作,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评议结束后,述职人员及被评议机关应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评议结果认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告省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支持省政协就国家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重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纪守法、勤政廉政等方面情况进行民主监督。配合做好省政协组织的委员视察和调研活动,支持省政协参与对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进行民主评议,也可委托省政协组织视察组、巡视组和检查组,有重点地对省政府组成部门进行视察、检查,提出意见、建议。坚持和完善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聘请特约监督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制度。

五、依法办理人事任免事项

　　第三十七条　凡须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省政府组成人员,省政府应当严格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和干部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的规定提请任免。在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之前,不得对外公布。

　　第三十八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长的提名,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根据省长的提名,省政府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及其他省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免。

　　第三十九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长的提名,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及其他省政府组成人员的职务。

　　第四十条　凡应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的省政府组成人员,省政府应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前规定时间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任免议案,同时报送被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简历和提名理由;提请免职的,应说明免职理由。

　　配合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机构做好对省政府组成部门拟任命人员的法律知识考试工作。

　　第四十一条　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任免议案,由提请人或提请人委托他人在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上宣读。必要时,提请人可以在省人大常委会上说明或介绍被提请任免人员的有关情况。

　　第四十二条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任免议案,在提交正式表决前,省政府或提名人有权要求撤回。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省政府负责通知拟任命的省政府组成人员同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或作供职报告。

六、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第四十三条　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代表的一项重要权利;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的各党派、人民团体及政协专门委员会提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一个重要形式。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是省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一项重要职责。

　　第四十四条　省政府办公厅在省人大、省政协召开全体会议(简称“两会”)期间,要组织省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参加会议,协助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收集、审查立案、分办等工作。

　　第四十五条　“两会”结束后,省政府办公厅应会同省人大、省政协有关工作机构及时召开建议和提案交办会,省政府一位副省长主持会议并对办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责成承办单位在上半年基本办理完毕,做到办复率达到100%,与建议提案主要提出人的见面率达到100%,书面反馈意见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到95%以上。

　　第四十六条　承办单位要把办理工作纳入本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行部门主要领导负责制,做到有领导分管,有专门机构承办,有专人办理。

　　第四十七条　承办单位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依法办理好人大代表建议(包括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包括政协建议案),对建议、提案中反映的问题应制定具体的办理方案或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能够解决的问题,要抓紧解决;对需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问题,应列入规划,抓紧落实;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客观地介绍情况,说明原因,取得代表、委员的谅解。

　　第四十八条　承办单位将建议、提案的办理情况在答复代表、委员的同时,应附上征询意见表,分别抄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选举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等交办单位。人大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省政府办公厅应责成承办单位重新办理并答复。党派或涉及全局的重点提案应由省政府办公厅给提案人予以答复。

　　第四十九条　省政府秘书长应于每年12月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本年度省人大代表所提建议的办理情况。同时,省政府办公厅要在下半年适当时间向省政协常委会议通报提案办理情况。

　　第五十条　省政府要积极推进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的网络化建设工作,运用建议提案网络管理系统,逐步实现网上交办、网上办理,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建议提案办理质量。

　　第五十一条　省政府对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实行奖惩制度。省政府每五年对办理工作进行总结评比,并会同省人大、省政协对评选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省政府部门对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敷衍塞责或逾期不办,造成不良影响或代表、委员强烈不满的,省政府办公厅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该单位通报批评,直至责成有关部门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七、努力为省人大、省政协开展工作提供条件

　　第五十二条　省政府一名副省长负责与省人大、省政协的联系工作。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处室具体承办相关事宜。

　　第五十三条　省政府要切实解决省人大、省政协工作的实际困难,为省人大、省政协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供必须的经费和条件。

　　第五十四条　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创造条件,帮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好地知情知政,围绕我省中心工作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八、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四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