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看民事审判中的“不告不理”

(王培荫）

基本案情：某甲等三人于2001年与所在村的村委会签订一份抵债协议，协议中约定村委会以该村一处水面若干年的承包收益来折抵村委会所欠某甲等三人的债务。（此前，协议中所涉及的债务已经过人民法院在另案中依法确认。）协议签订后，该村现任主任某乙，以该抵债协议侵犯其水面承包权为由起诉某甲等三人和村委会，诉称某乙曾于1998年与该村村委会签订该水面的承包合同，合同至2002年届满；届满前的2000年，又与村委会续签了承包合同，将承包合同的期限延至2007年。因此，上述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侵犯了其权益，要求确认抵债协议无效并要求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停止侵害。
判决结果：该案一审后，二审法院以违反程序为由发回重审，重审判决驳回某乙的诉讼请求，但在判决书中确认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以及某乙与村委会续签的承包协议均无效。重审后，在上诉期内，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申诉结果：某甲等三人在判决生效后，又依法向某中级法院申诉，要求撤消重审判决，确认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合法有效。某中级法院以原重审判决驳回某乙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并无不当，因此驳回申诉请求。
分析：第一，某乙是否为合适的原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中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即，对原告而言，无利益便无诉权。因此，提起确认之诉，原告必须首先有依法予以确认的法律利益的存在。对于利益的存在与否，有时很明确，但有时在法院未经审理前并不明确而需要通过审理方能确定。因此，原告在起诉阶段提供给法院的证据材料应该包括：一是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失的事实；另一个是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或实体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事实。就本案而言，属确认之诉，确认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是否侵犯了某乙的承包经营权。某乙至少应提供两方面的证据材料：第一，其与村委会续签的水面承包合同有效；第二，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实际存在并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而第一个证据材料是确定某乙是否为合适的原告，是否享有诉权的先决条件。但是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其与村委会续签的水面承包合同无效。那么，某乙与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之间无利害关系，依法不应享有原告的资格。
第二，法院的判决书是否违背“不告不理”的法理？
因为已经审理查明某乙跟某甲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无利害关系，所以，法院依法驳回某乙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是，问题在于，在已经确认某乙跟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之间并无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法院仍然确认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无效，是否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法理？“不告不理”，简单讲，具体包括了下列情形：第一，没有当事人起诉，就没有审判；法院不得主动揽案。第二，不得超越当事人提出的诉愿裁判；法院不得超出或主动变更、替换诉讼标的而做出裁判。总之，“不告不理”是要求法院始终保持被动性和中立性。也要求法院避免对当事人诉权构成侵害，必须充分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的诉权构成了对审判权的制约，即审判权的行使不得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一方面，当事人的起诉对审判的启动和结束起决定作用，不得主动审判当事人没有提起的诉讼，即无起诉就无审判；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起诉对法院审判的范围起决定作用，特别是法院不得逾越或脱离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而判决。
依据“不告不理”的法理，假如我主张某房产商与客户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侵犯了我的房产权，而事实上我与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房屋毫不相干，也就是对该房屋买卖合同而言，没有合适原告主张买卖合同无效的前提下，法院能否依所谓的“职权”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不能。再回到本案上来，假设法院在诉讼的立案阶段已查明某乙与村委会续签的承包合同无效，就表明某乙跟某甲与村委会抵债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其不是合适的原告，应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假设法院经过审理，已经确认某乙与村委会续签的承包合同无效，同样表明某乙跟某甲与村委会抵债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其不是合适的原告，应当依法驳回某乙的全部诉讼请求。而无论是不予受理，还是驳回起诉，都因为没有合适的原告，所以对某甲与村委会抵债协议的有效性问题，在没有合适原告告诉的前提下，法院均无权做出任何判断。
（ 王培荫 武汉大学法学院 研究生）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虽然法家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讲究伦常、孝道，注重贵贱、尊卑，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历代历朝的法律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这是法律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就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办法，而认为，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而法家主张重刑，以刑罚来压制社会反叛力量，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的行为规范。比如成于商鞅变法的连坐制度，其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一人犯法，罪及九族。　连坐制度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亲属连坐、邻伍(什伍)连坐、职务连坐。而在连坐制度中我们要谈的便是亲属连坐，亲属连坐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很多种。比如夫妻连坐,"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比如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官府告发,这样所有的罪恶都不能隐藏。再如兄弟姐妹连坐,《汉书•黄霸传》载:"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另外,亲属连坐还包括父子连坐、祖孙连坐、父母妻子同产连坐(即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连坐)等等。
　　谈到亲属连坐，缘坐制度便是不得不说的。缘坐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缘坐等同于连坐，涉及范围比较广。从狭义而言，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正犯（犯罪人）和亲属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连带责任的制度。
　　从连坐制度的基本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推论出,连坐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背道而驰。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是不提倡族刑连坐的。对于连坐制度这一项"发明",在当时应当是有悖于伦理观念的,起码与儒家所主张的亲属相容隐的原则是违背的。但其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什么能连坐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与儒家倡导的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能够共存？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儒家以礼入法的事实进程，也就是瞿同租在书中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章。
　　亲属容隐制度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I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显然此时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而连坐制起始于周春秋战国时期。 君主专制将控制人民与占有土地视为国家的头等事务,而严格进行户籍管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人口户籍登录管理制度.据《周礼》载,周朝就已专设司民之职.在国家基层社会中,往往实行什伍里甲制度,这种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显然此时连坐制度也并未成型。
　　显然，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儒、道、杨、墨、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竞争的时代。法家后起，想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亲亲相隐与法家的连坐制度这一对极端相反的立场便不足为怪。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封邦建国制度已由盛而衰，濒于崩溃，诸侯争霸，以富强为当务之急。于是儒家渐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法家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君所重。此派学说完全针对当时霸主之需要，其思想为反封建的，与儒家恰处于敌对地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既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订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律》便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而且商鞅之秦法也极力主张实行连坐法律:"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在商鞅变法中,什伍连坐法是严密的连坐制度形成的标志。
　　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后来的秦汉，显然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儒法二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地位的此消彼长。但是当二者都定型也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后，二者又都在后世的各个朝代的法律体系中得以共存。这便是瞿同祖提到的以礼入法的结果，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从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目的来看，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殊途同归。
　　容隐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家族关系的和谐稳固。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当国家利益同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须牺牲家族利益，这也是亲属容易制度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的详细记载是《唐律•名例》中，“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的，亲属不得相隐匿。当然，这是维护封建王权的一个典型的写照了。
　　虽然连坐就是一人犯罪而与其有一定关系的人也受牵连而被认为有罪，。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连坐主要用于“十恶”中的前几项，谋反、谋大逆、谋判、等这些对整个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的犯罪，“明史案”就是比“谋反、谋大逆而论罪连坐，也用于严重刑事犯罪。如“不道罪、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不分首从，皆处斩刑，妻子流三千里，造畜盅毒者处绞刑，同居者流三千里《唐律》。
　　不难看出无论是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来的儒法合流，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连坐与容隐在维护封建制度上二者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为二者的共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