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审民事判决书制作中的问题研究

十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快速稳步发展，成绩卓越。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改革的重心一直在积极努力地探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主题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1992年印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已相对滞后，我们正在进行的法院改革已将裁判文书纳入改革重点。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制定、下发了《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但它并未函盖一审普通程序民事判决书的样式。据统计：基层人民法院承办的案件数量比重占全国法院的80%左右，而民事案件又占了其中绝对的比重，因此提高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制作水平对法院改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制作好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关键问题在于提高民事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能力。
（一）、什么是民事裁判文书的论证和说理。
民事裁判文书的论证和说理是指法官在民事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的分析、认定和对裁判理由的阐明。前者可以简称为事实论证，后者可以简称为裁判说理。
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结构分为首部、事实部分、理由部分、判决主文部分和尾部，其中事实部分可以分为三部分，即诉讼主张归纳部分、诉讼证据展示部分和查明事实叙述部分；理由部分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判决理由阐明部分和法律依据引用部分；判决主文部分即判决结果部分。考察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各个组成部分与论证和说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首部和尾部不涉及论证和说理；诉讼主张归纳部分是事实论证的前提，诉讼证据展示部分是事实论证的过程，判决主文表达部分是裁判说理的结果。
与一审民事判决书正文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作相对应，提高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论证和说理能力需要提高法官的诉讼主张归纳、诉讼证据展示、法律事实叙述、判决理由阐明、法律依据引用等能力，其中法律事实叙述、判决理由阐明是关键。
（二）、一审民事判决书论证和说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法。
1、争议焦点不归纳或归纳不准确。
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论证和说理都要具有针对性，应当突出争议焦点，这里所说的争议焦点可以是主体的争议、事实的争议、证据的争议、理由的争议、适用法律的争议等等，或者是其中某些争议的组合。从庭审陈述、举证、质证、辩论过程中准确梳理出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证据理由及其诉辩主张的不同之处，此乃全案的争议焦点。争执的事实和理由是案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裁判文书正确有效地展开论述评判的基础和立足点，必须具体明确的记叙清楚。如果争议焦点没抓住，裁判文书就不能以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主线合理地谋篇布局，裁判文书的事实叙述、证据展示、理由阐明必然会散乱无章，衔接不力。笔者认为准确地归纳争议焦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全面正确归纳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和被告主张的事实、理由、答辩意见，明确争议焦点。对于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限于法庭审理结束之前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的起诉状和当庭陈述的内容，内容不一致的，贯彻从新原则。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包括原告起诉状中的原始诉讼请求和庭审中增加、变更或放弃的等派生的诉讼请求，对于派生诉讼请求的归纳应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归纳被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应当突出争议性，这种争议性是相对于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而言的。被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包括法庭审理结束之前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的答辩状和当庭陈述的内容，内容不一致的，贯彻从新原则。对于被告未到庭而缺席审理且被告也未提交答辩状的，应当将被告在庭前向法院的口头陈述作为被告主张的内容，以充分尊重被告的答辩权。只有在被告从未应诉的情况下，才能归纳为“被告未作答辩。”（2）、将归纳争议焦点格式化，即将争议焦点作为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固定事项置于“本院认为”之前。一审民事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即判决理由部分，判决理由的阐明必须具有针对性，即针对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行说理。只有针对当事人争执的问题展开说理，才能使当事人明白为什么“输”，为什么“赢”，才能使当事人从法院讨到说法。倘若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理不出争议焦点，抓不住问题症结，就可能出现“糊涂官办糊涂案”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将归纳争议焦点作为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固定事项尤为必要。（3）、争议焦点的归纳应当全面明确，可以采取列举式，有几个争议焦点列举几个，这样有利于裁判文书说理更具条理性。
2、证据表述混乱、不分重点。
诉讼证据的表述包括当事人和法院出示证据的展示、当事人质证意见的展示、法院认证内容的展示。举证、质证、认证环节在当前裁判文书改革中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1）、举证、质证、认证的展示位置混乱。当事人和法院出示的证据有的是在归纳个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之后分别展示；有的是在归纳全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之后，在集中叙述的法律事实之前集中展示；有的是在事实部分的最后展示。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有的是在展示一项出示证据之后，分别展示其他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有的是在一方出示证据展示完毕之后，分别展示其他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有的是在各方出示的证据全部展示完毕之后，再集中展示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法院的认证内容有的在法院查明事实前展示；有的在法院查明事实后展示；有的在“本院认为”
中展示；有的认为法院认证内容包含在裁判理由当中，无需再展示。目前，我国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在诉讼证据的表述上尚无统一格式。而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诉讼证据的表述可根据个案的特性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这样才能章显法官的个性和司法水平。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裁判文书的改革旨在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裁判文书是适用法律的公文，公文格式必须规范统一。裁判文书的文风应当庄重严肃，不应具有随意性。据此，笔者建议一审民事判决书中诉讼证据的展示位置应当固定。即在当事人诉辩主张之后展示各方当事人和法院出示的证据，随后展示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和法院认证内容。裁判文书中的法律事实必须要有对应的证据相佐证，因而只有通过举证、质证、认证三个环节的证据表述，才能水到渠成地推导出法律事实。由此可见，将诉讼证据表述置于法院查明事实之前的作用和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2）、证据内容展示不分重点。证据内容展示有三种方式：证据名称式、证据内容式、证据名称＋证据内容式，如何用这三种方式展示证据内容，关键要看当事人对证据有无异议，证据对案件事实是否起关键性作用。如果对某一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就可以只列举证据名称。如果某一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至关重要，且当事人对该证据有争议，那么该证据的内容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展示。
3、法官认证水平不高导致认定事实不清。
由证据确认事实，凭事实作出裁判，如果说证据是事实存在的基础，那么合法有效的证据就是公正裁判的前提。当前，我国法官的认证水平普遍不高，全国不同级别的法律刊物上选登的裁判文书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些裁判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裁判文书在证据表述中没有法院认证内容；有的裁判文书将法院认证和判决理由混为一谈；有些裁判文书法院认证内容表述千篇一律，比如：以上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一个案件中，如果法官不能正确地认定证据，那么就会导致案件事实不清或认定事实错误。笔者就如何提高认证水平发表几点拙见：（1）、各级法院要加大教育培训费用，通过学习加强法官的法学理论功底，提高法官对证据的客观评判能力。（2）、法官应当通过学习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科学确认案件相关证据的水平。（3）、法官还应当今常阅读国内外优秀裁判文书，并善于从中借鉴经验。
4、说理不透彻，难以令人信服。
如果说裁判文书样式是裁判文书的骨架，语言运用是其血肉，那么说理就是其灵魂1。古今中外，法院被社会公众尊崇为最讲理的地方。当事人通过到法院说理论清是非，法院通过裁判文书说理解决纠纷。如果法院的裁判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事人就会认为法院不讲理或根本讲不出道理，甚至会怀疑裁判的公正性。目前，基层法院有相当数量的民事判决书在说理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1）、脱离事实，不以事说理；背离法律，不以法说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审民事判决书说理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任何脱离事实，背离法律的判决都会是不公正的。（2）、不针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说理。说理要有针对性，紧紧围绕案件争议焦点，针对诉辩主张是否成立，诉辩意见是否采纳，逐个展开说理，逐一进行评述；对被告人或双方当事人适用法律方面的不同意见，应当作出明确的回答，并阐明理由。一些判决书理由说了一大堆，却不中有害，让人很难明白法官到底想说什么。（3）、不针对裁判结果展开说理，说理前后矛盾。“由事而理，由理而断。”判决书通过说理推导出裁判结果。有些判决书不针对裁判结果进行说理，致使裁判理由和结果相矛盾。（4）、说理不充分，没有说服力。说理要充分，不在于理由的量多少，而在于有没有说服力。说理不仅要说法理，而且要说事理、说情理，这样才更具有说服力。（5）、法律依据引用不规范。主要表现形式是：在引用范围方面，分不清哪些可引用，哪些不可引用。在引用效力方面，引用已被修改或废止的法律。在引用顺序方面，不注意法律与法律、法律与司法解释 、条文与条文、条文内部之间的顺序性。还有的判决书条、款、项、目不分，有的引用法律依据不完整不具体。法律依据引用不准确会直接导致裁判错误 ，因而判决书必须准确的适用法律。首先，所引用法律条款必须与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相适应。其次，判决书在引用相应的法律条文时，要界限分明，恰当的掌握分寸。再次，判决书中记叙事实、论证理由和引用法律条文三者之间，必须紧密连接，协调一致，不允许出现前后脱节或互相矛盾的现象。
5、案件事实和裁判理由重复叙述。
几年来，裁判文书的改革已使法官普遍认识到证据表述翔实和裁判理由充分对提高判决书质量的重要性。但也因此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认为篇幅越长的裁判文书越优秀，从而使判决书中出现了内容一再重复的现象。如：重复叙述当事人陈述事实和其提供证据的内容；重复叙述法院认证内容和法院查明的事实；重复阐明法院认证理由和本院认为理由。上述三部分内容在判决书中反复叙述，使人阅后深感重复罗嗦。笔者认为裁判文书不是文学创作，仍应恪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详略得当” 的制作原则。

二、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改革之构想。

（一）、现行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司法公正理念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改革纲要》第十三条中就裁判文书制作提出了以下意见：“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宣传的生动教材。”根据纲要提出的要求，裁判文书的公正性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来体现：一是公开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和证据取舍的理由；二是公开认定事实的证据、过程和理由；三是针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公开心证与判决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被采纳的理由。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此条为一审民事判决书中应当增加证据表述和归纳当事人争议焦点两项内容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印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中的一审民事判决书的正文部分包括事实、理由、判决结果三部分内容。本样式对事实和理由的表述作了具体说明：1、事实部分应写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法院认定的事实及证据。（1）、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主要是通过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的陈述来表述的。（2）、法院认定的事实主要包括：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关系的时间、地点及法律关系的内容；产生纠纷的原因、经过、情节和后果。（3）、认定事实的证据要有分析地进行列举，即可以在叙述纠纷过程中一并分析列举，也可以单独分段分析列举。2、理由部分应写明判决的理由和判决所依据的法律。（1）、判决的理由，要根据认定的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阐明法院对纠纷的性质、当事人的责任以及如何解决纠纷的看法。（2）、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在引用时应当准确、全面、具体。2
从“样式的说明”我们不难看出现行一审民事判决书不能适应现代司法公正理念的症结所在：1、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只反映当事人在法庭陈述阶段中的诉辩意见，不反映当事人在法庭举证阶段中的举证、质证情况。2、将证据列举置于法院查明事实之后，让人感到法官不是通过证据证明法律事实，而是法官为叙写案件事实而选择证据。3、不归纳争议焦点，用判决理由取代事实部分的法院认证内容。
随着我国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求也越来越高，人们期望通过裁判文书了解法院审案过程和断案理由是否公正。裁判文书作为阐释法律、表述裁判结果、章显司法正义的重要载体具有向社会公众宣示司法公正的功能，现行一审民事判决书已严重制约了裁判文书的此项功能，因而必须对现行一审民事判决书的样式进行修改和完善。
（二）、通过改革规范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裁判文书改革如火如荼。笔者不否认通过改革，裁判文书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较大变化与发展，但笔者对裁判文书过于追求个性化、学术化、文学化的趋势持有不同看法。下面笔者通过举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1、 一些法院为了章显法官的个性，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合议庭成员或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不同意见。这种观点借鉴于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适用这些法系的国家崇尚“法官独立，司法至上”的法治理念，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尊崇“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法治理念。因而，法官追求个人的个性化有违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文化普遍较低，还不会用法律知识评判是非，他们大多习惯用民间习俗判断是非。当习俗与法律相冲突时，当事人往往对法院依据法律作出的判决产生抵触情绪，甚者将怨气转嫁到法官身上，发生加害法官的行为，这方面，我们已有过血的教训。由此可见，法官的个性化司法与我国的司法环境不相融，并且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一些法院为了增加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公信力，在裁判文书中引入脚注、尾注或法律条文后附的撰文形式。一审民事判决书的读者一般为普通公民，他们非法律专业人士，法官应当运用自身的法律知识和解释法律的能力通过裁判说理使他们认同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如果裁判文书为了追求学术化，通过脚注、尾注和法律条文后附的形式让公民自己去理解法律，这势必会淡化裁判文书阐释法律的功能。
3、一些法院为了增加裁判文书的文学色彩和亲和力，在判决书的后面附加说明一些与案件相关的建议或评论，即为法官后语。法官后语多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有关，如果把握不当，极有可能流露法官个人情感，从而影响法官居中裁判的公正形象。
2004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进一步规范各类裁判文书制作标准，统一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制作式样”。因此，通过改革必须规范一审民事判决书的样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每年要审理大量的民事案件，而目前基层法院审判资源严重短缺，基层法官要将主要精力花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他们撰写裁判文书的时间非常有限。他们迫切渴望一审民事判决书的样式尽快出台，以减轻他们的思考之苦。
笔者是基层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6年，制作过几百份民事判决书，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近年来，笔者一直在热切关注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的改革动向，从中借鉴优秀的改革成果，并将这些成果付诸实践。下面，笔者将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的构想展示给大家，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审民事判决书的结构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因首部和尾部的样式没有变化，这里就不再赘述。笔者重点对正文部分的内容进行展示和说明（当事人以一个原告和一个被告为例，多个当事人的可依此类推）：
原告×××诉称，……（概述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概述被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和答辩意见）。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对无争议的证据可以不展示或者仅展示证据名称；对有争议的证据要展示证据名称、证据内容和证明目的）。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展示方法同上）。
为查明事实，本院调取以下证据：……（写明证据名称、证据内容和证明目的）。
经庭审质证、认证，……（写明当事人质证意见和法院认证意见，先确认无争议证据的效力，后确认有争议证据的效力）。
经审理查明，……（写明法院根据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
综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应当全面准确地归纳争议焦点）。
本院认为，……（要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根据认定的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阐明法院解决纠纷的意见和理由，注意法院认证理由不能写入这部分内容）。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样式仅供一审普通程序民事案件使用。
浅论器官移植与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摘 要：器官移植过程中会发生各种损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情况。为此，需要我国制定一部专门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与捐献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需要在该法中将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并建立包括器官来源审查制度、器官移植许可证制度等在内的多项器官移植安全保障制度；此外。还需要在刑法、民法中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关键词：器官移植；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器官移植是指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衰竭的器官。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它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WTCD）的统计，迄今已有60余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移植的器官不仅具有良好的功能，而且他们身心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育龄妇女能怀孕生育，少年儿童能健康成长。 在我国，器官移植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了10多种临床器官的移植，其中肝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世界第四位；而在肾脏移植、小肠移植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良好的疗效。但与此同时，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侵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权益即围绕人的生命而产生的各种生命权益，具体包括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长寿权以及与健康权密切相关的身体权等。由于“人的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人维持其生活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 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生命权益就成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探讨如何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器官移植及其可能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生命科学技术，其发展为许多具有器官移植疾病或器官功能性障碍的患者带来重获健康希望。但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治疗行为，也潜藏着种种风险。尽管现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适应性，但由于医方的失误、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自身的状况等原因，依旧极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诸如身体伤害甚或死亡等侵害生命权益的事件。而在这些生命权益侵害的事件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显然也在其中。在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既可能会作为供体捐献或提供身体器官，也可能会作为受体而接受他人捐献的器官。而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客观上都存在着其生命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具体说来：
（1）无论作为供体还是作为受体，器官移植手术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创伤及痛苦，并有可能引发某些并发症，导致其健康状况下降。
（2）器官移植有可能会使作为供体的未成年人的器官储备功能受到一定贬损，导致其疾病防御能力下降。
（3）在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等存在隐患时，器官移植手术可能会导致作为受体的未成年人术后的健康状况比先前更为下降。例如，在供体患有遗传性传染病的情况下，接受移植的未成年人会因为接受了供体的器官而染上与供体同样的疾病。
（4）由于医方在诊断时存在严重过失，致使不需要和不应当接受器官移植的未成年人接受了器官移植，导致其健康的器官被切除。
（5）由于其他医疗事故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在捐献器官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时受到损害。例如，未成年人自愿捐献的是自己的左肝，但由于医方的失误而将其右肝摘取；再如，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过程中，医生误将手术器具、药棉等遗留在未成年人体内，造成其痛苦；等等。
不仅如此，在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还难以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其他人怂恿或欺骗他们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或者未经其允许而偷摘其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无疑也将构成对其生命权益的侵害。此外，在器官移植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可供移植的器官仍然主要来自人类自身，多数情况下依旧需要牺牲一个个体去挽救另一个个体，由于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导致人体器官成为一种具有高利润性的物。为此，某些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通过绑架、麻醉等手段强制摘取未成年人身体器官用于贩卖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类情况无疑都会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或造成现实的损害。
二、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中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损害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生责任感的缺失、器官移植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明显性以及法律保障的失利等，都是导致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但笔者以为，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法律保障的失利。由于当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相对滞后，还没有制定专门规制器官移植的《器官移植法》，因而导致医疗实践中的器官移植操作极不规范，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未予充分重视和保护。事实上，未成年人作为一类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之黄金时期、生命还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权益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这是现代法制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为此，笔者以为，针对器官移植中出现的上述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现象，我国应当加快器官移植立法的步伐，制定一部专门的《器官移植法》，通过《器官移植法》及于之相配套的民事及刑事制度来保障器官移植各方权利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为此，首先需要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
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提倡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所以，对于公民自愿捐献其身体器官的行为，立法应予以积极的倡导。然而，立法所倡导的这种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其不会对捐献者造成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健康方面的损抑，而且，也不会产生或者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应。当前，活体器官移植的理论前提是其不会对供体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前提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证伪性的，就是说，“器官移植并不是绝对不会对供体身体健康造成任何损害的。” 这是因为，器官移植主要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生命风险和健康损害，至少会在短期内给供体带来一些肉体上的痛苦。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生命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出现纠纷。因此，对于未成年人自愿捐献器官的行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应当仔细权衡、谨慎考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来看，基本上都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而转而以“成年”作为捐献器官的主体要件之一，如美国的《统一组织提供法》就规定，自愿捐献器官者须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体健康；法国的《关于器官摘取之法律》以及台湾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是当前各国立法所普遍采取的立法倾向。我国是在器官移植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立法经验可言的情况下，显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作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允许并提倡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拒绝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这是保护未成年人在器官移植中的合法生命权益的需要。
（二）建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及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
设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医方对器官移植前后供受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认真调查和分析，以此为受体的健康状况是否已经恶化到必须接受器官移植的程度和供体的健康状况能够允许其捐献器官提供现实依据，提高进行器官移植的安全系数。同时，通过对供受体术后健康状况的了解和调查，可及时发现那些隐匿的手术并发症或后遗症，了解器官移植对供受体生命健康状况的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切实保障供受体的生命与健康。而建立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障医方对将要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提出影响或可能影响器官移植安全进行的因素的分析报告以及消除这种影响的医疗方案设计，保证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 不会对供受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这两项制度，对于保障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器官移植供受体的生命权益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器官移植手术许可证制度
器官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医疗手术，并非任何医疗单位都具备实施这类手术的能力，也并不是每个医师都有能力和水平进行这种手术。所以，出于对手术安全性的考虑以及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的需要，应当在《器官移植法》中确立器官移植手术的许可证制度，对申请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单位和医师个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就审查的内容来说，应当包括：医疗单位是否具备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医疗设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相关的临床经验、实际水平和能力等等。 这也是防止因医疗单位和医师不具有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资质而擅自进行器官移植以致损害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以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的需要。
（四）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严厉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活动
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器官的高利润性使得器官买卖成为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一类严峻社会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现实生活中，我国已发生了许多买卖人体器官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些不法分子受人体器官买卖高利润性的诱惑，不惜铤而走险，通过拐卖、诱骗、麻醉等犯罪手段偷偷摘取或强制摘取他人的身体器官加以贩卖，未成年人由于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防护能力，经常会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猎取的目标。这不仅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当前我国现行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问题的立法空位，则客观上为人体器官买卖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流提供了法律上的空隙。为此，立法应当明令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对买卖特别是贩卖人体器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的行为予以严厉和有效的打击。这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一项前瞻性工作，也是使我国器官移植保持向公益性方向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设立器官来源的严格审查制度
除以上制度外，在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设立器官来源审查制度也是防范和保障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一个需要。通过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该制度，不仅可以对用于移植的器官的卫生状况加以了解，防止不符合健康和卫生标准的人体器官用于以未成年人为受体的器官移植以致损害其健康，还可以禁止来源不明的人体器官被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因为这类器官中极有可能会有通过各种犯罪方式或侵权方式获得的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保障器官移植的合法进行。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认真设计好该项制度，并在实践中对用于移植的供体器官的来源作严格的审查。这也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客观需要。
当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法律都不是独立运作的，都需要其他立法来加以配合。因此，为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除要在未来《器官移植法》中设立上述规则和制度外，还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有关器官移植损害的刑事惩治制度和民事救济制度。具体来说，要在我国刑法中增加有关器官移植犯罪方面的规定，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非法采摘、供应人体器官罪”、“偷取他人身体器官罪”等。1997年修订通过的刑法第333条及334条对“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以及“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进行了处罚规定，但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非法采摘、供应人体器官”、“偷取他人身体器官”以及“采摘器官事故罪”等的处罚规定却疏漏了。为此，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设专门的器官移植犯罪，对侵害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人们的生命权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同时，对于那些因偷取、骗取及强制摘取器官而造成未成年人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也应依照现行刑法第232条、第233条、第234条以及第第235条对“故意杀人罪”（主要表现为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会造成未成年人死亡的结果而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也以间接故意为主，即行为人明知会造成未成年人重伤的结果而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过失致人重伤罪”的规定加以严惩。此外，要在我国民法上建立未成年人身体生命权益损害的民事救济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两项内容：一是要建立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损害的民事责任制度，在将过错责任作为主要归责原则的同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更好地保护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二是要建立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损害的民事赔偿制度，通过该制度，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给予高标准的赔偿，使未成年人被损害的权益能够得到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救济。这些显然都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有效措施。

本文发表于《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