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适用性

叶良芳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形象的法谚一语道出了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而明确证明责任的主体则显得更为必要。诉讼法学理论通说认为，刑事诉讼实行严格的单边举证责任原则，即由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责任。但一些学者却提出不同主张，即认为被告方在特定情况下也要承担证明责任，刑事诉讼中也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现象。①笔者认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告方均不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倒置在在刑事诉讼中不具有适用性，但被告方行使辩护权时却有举证负担。本文拟对此问题略加探讨，祈盼同仁赐正。
一、证明责任的涵义
证明责任是诉讼法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但对其含义的理解由于立场、角度的不同而存有相当大的混乱，有必要予以澄清。日本学者将举证责任分为客观的举证责任和主观的举证责任：前者是指事实真相真假不明时，在法律判断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也叫实质的举证责任、劝说责任；后者是指当事人负责证实事实的责任，是当事人希望审理某种事实时提出一定证据的责任，也叫形式的举证责任、设定争点责任。②在德国诉讼法中，证明责任被写作Beweislast, 其含义有二：一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为了避免承担败诉的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Beweisfuhrungslast）;二是指在口头辩论结束之后，当事人因要件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相当于该事实为构成要件的法律发生效力而承担的诉讼上不利益(Festsellungslast)。在英美法系术语中，证明责任被写作Burden of proof，其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当事人向法官提供足够的证据，以使本案的争点事实交付陪审团认定的行为责任（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二是指当事人对交付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争点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上不利益（the burden of persuasion）。①可见，两大法系均认为证明责任由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支持的行为责任和当事人对交付法官（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争点事实真伪不明而未能说服法官（陪审团）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益的后果责任两部分组成，并认为结果责任是证明责任的本质，行为责任是证明责任的表象或“投影”。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法学界一直将举证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行为责任。这一理解与我们主张的认识论不无关系。由于认为所有的真理均是可以被发现的，所有的案件事实均是能被查明的，所以立法一直规定人民法院必须保证查明事实，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并赋予其一定的调查收集证据权。当事人举证不能未必会败诉，举证责任与败诉后果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司法实践告诉我们，由于无法摆脱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知程度是有局限的，对所有的案件事实并不能一一查个水落石出，做到百分之百的确信，大量的“悬案”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证明责任的意义就在于，在法院用尽了所有的法律许可的办法，而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仍然真伪难辨的情况下对当事人诉讼风险作出分配，因而证明责任不能缺失因举证不能承担败诉结果的内容。综上，笔者认为，所谓证明责任，是指法律强制规定的证明主体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及在举证不充分时所应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后果。
证明责任不同于举证负担。所谓举证负担，是指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后，另一方对此予以反驳或者提出抗辩事实而必须履行提出证据的义务。它并非是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是基于诉讼当事人双方一种“求胜的心理或者本能使然”，是一种来自当事人自身的责任，是当事人行使抗辩权的一种自然负担。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为了避免证明责任实际发生作用，必然要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当控方对被告人作出有罪控诉，并出示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具备犯罪构成各个要件事实的充分证据后，辩方为削弱或消灭法官已经形成的不利于自己的心证而提出证据反驳控方的主张，使其不能成立。辩方这种活动就是举证负担。要注意，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都有提供证据的行为，但其意义是不同的。对控方而言，是在实现证明责任内容的一部分，是在履行法律义务；对辩方而言，则是在行使辩护权时必然伴生的一种负担，是自己任意选择的结果。证明责任与举证负担主要存有以下区别：一是责任主体不同。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是控方，承担举证负担的主体是辩方。二是责任的来源不同。证明责任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举证负担来源于当事人的内心的取胜欲望，属于任意性规定，取决于被告人的自由意志，他可以行使主张权或者反驳权，也可以放弃。三是后果不同。控方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证明责任，则必然会导致败诉的风险；辩方如果不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并不必然导致败诉的后果。
二、被告人无证明责任
在将证明责任作上述理解后，则不难得出结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
（一）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该规定借鉴和吸收了现代各国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缔结了该条约，应有责任履行条约确定的义务。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疑罪从无，即当用以证明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对于被告人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时作有利于被告人处理。它要求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不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证明达不到法律的要求，则应判定被告人无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也体现了这一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合议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上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疑罪的情况，应当作无罪处理，即由控方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辩方不承担证明责任。
（二）这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必然要求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最早来自英美法的规定。在英国法中，该原则被表述为：“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回答在法官看来，有可能使作证者陷于法官认为可能被控告或起诉，导致任何刑事指控、刑罚、或（刑事案件中）没收的任何问题。”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将该原则确立为一项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该原则要求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拒绝供述权，推行自白任意规则以及禁止刑迅逼供取证。沉默权是一个人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的状态，实际上是以消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拒绝供述权是以明确表示拒绝供述的积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自白任意性规则是关于“不自愿的”供述的排除规则，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性规则；刑迅逼供是以各种手段摧残折磨被迅问人造成其肉体或者精神痛苦的方式，来达到获取其供述的目的，与反对自证其罪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该原则要求一切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都必须由控方收集提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如第43条规定，“．．．．．．严禁刑迅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原则的采纳是有限度的，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第93条规定，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被追诉者拒绝供述或者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显然是矛盾的。当然，从立法技术上分析，这条规定更多是倡导性的，因为它没有规定不如实回答的法律后果。但实践中该规定却被曲解，认为被告人不如实供述是认罪态度差、主观恶性深的表现，以致将其作为抗拒从严来惩罚。笔者认为，我国立法一方面应确立被告人沉默权，另一方面应采取鼓励支持被告人陈述的措施，使其能够积极地进行供述和辩解，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被告人无论在侦查、起诉还是审判阶段，都可以选择提供陈述或者不提供陈述。如果被告人选择沉默，则侦控方不能向他提出问题，更不能要求他必须回答他能够回答的问题或者就前后矛盾的陈述作出解释，否则就成了要求被告人负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三）这是刑事诉讼机制的特点决定的
刑罚的严厉性决定控方启动诉讼程序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刑事诉讼是以适用国家刑罚为中心的，刑罚是最严厉的一种惩罚措施，其运用不当，则极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使用时一定要慎重。为避免刑罚的过滥使用，作为启动刑罚权的控方，必须要以一定的证据为前提，且所掌握的证据必须达到查证属实、相互印证、没有根本性的难以解释的疑点的要求。另外，刑事诉讼控辩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也决定了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刑事诉讼的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起诉权，拥有众多人员、先进设备、充足经费以及侦查特权的处于优势地位的侦控机关；另一方是相对国家而言力量过于渺小，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被告人是被追诉的对象，对他可能采取强制措施以限制人身自由，因而他既没有收集证据的机会，也没有收集证据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是有悖于法制原则和民主原则的。
三、被告人有举证负担
被告人无证明责任，但却有举证负担。这是由刑事诉讼的运作特点决定的。众所周知，刑事诉讼的设立目的是由第三者来公平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纷争。法官的裁判必须以法为规范，以事实为依据。“法官知法”，法官对于法的认知是被推定的，即法官理应知悉自己所适用的裁判规范。法官对事实的认识是建立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的。发现真实的过程就是证明的过程，即用可靠的材料来表明、再现或断定案件事实的活动。由于一切刑事案件都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办案人员不可能亲眼目睹案件发生的过程和结果，而只能在案件发生之后，通过诉讼活动再现案件事实，通过刑事证据来认识案件事实。①
那么，什么是发现真实的最好方法呢？一般认为，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当事人审判模式是最科学、最合理的，因为这种模式大大加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力度，平衡了辩方与控方的对质和争斗的力量，而对质和争斗无疑是发现真实的最好方法。英国一位著名的法官戴维林男爵曾经非常形象地描述道：“英国人认为获得真象的最好方法是让各方寻找能够证实真象的各种事实，然后双方展示他们所获得的所有材料．．．．．．两个带有偏见的寻找者从田地的两端开始寻找，他们漏掉的东西要比一个公正无私的寻找者从地中间开始寻找所漏掉的东西少得多。”②我国古语“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说的也是争讼双方对质对发现案件真相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模式下，控辩双方为维护己身利益，都力求提供有利于己的证据，经常围绕两方面几乎完全矛盾的问题展开激烈辩驳，以使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力逐渐得到确认，使案情最终清晰化，使法官对案件作出准确裁判。
从法理上讲，当控方作出指控，并对所指控之犯罪事实提出能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并从法律和逻辑上加以合理论证后，即使辩方不发一言，不作任何反驳和攻击，对控方的主张是否为真，法官也必须作出准确的判断。法官不能因为辩方没有提出证据或者答辩理由不成立，而不顾控方的证据是否充足而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但不容否认，当法官在只听见单一声音、没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其作出正确判断的概率是不高的；当法官所能考虑并据以形成裁判的只有控方提出的有罪证据时，被告人蒙受不公正审理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为使法官对控方的证据产生合理的怀疑，辩方必须对控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辩驳，以揭示其不实、有疑、不充分或证据链断裂之处，避免法官作出对己不利的裁判。无根据的辩驳其可信度是相当低的，为说服法官，辩方就有提供相应证据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是伴随着辩护权的行使而产生的一种负担，是诉讼机制发现事实的特点使然，并不是法律的强制规定，因而被告方不是在承担证明责任。
被告方履行举证负担主要是在适用推定的情况下。所谓推定，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经验规则，以已知的事实为基础，对另一不明事实存在与否作推测的认定。推定总是涉及两个事实，一个是已知的基础事实，一个是未知的推定事实。通常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共存关系，如因果关系，主从关系或排斥关系等，故可从基础事实的存在与否推断出推定事实的存在与否。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基础事实的已知事实主要有：当事人正式自认的事实、司法认知的事实和基于证据认定的事实。由于推定的基础是两种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推定的根据是经验法则或自然理性，因而一般来说其结论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性，但也不排除其虚假的可能，故从逻辑上说，所有的推定都存有例外，允许进行反驳。法律上规定推定，可以把两种事实之间的关系规范化，只要确定了基础事实，就可据以假定另一事实存在；如果没有提出反证，一般认为这种假定就能成立。推定的效果在于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即在推定的情形中，主张方只须对较易证明的基础事实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即完成了举证责任，无须对待证事实本身举证证明。被告人要推翻推定的事实，则必须提出反证，使推定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有以下几种推定：了解法律的推定、排除违法性及可罚性事由不存在的推定、身体精神健全的推定、否定自杀的推定、知情的推定、拒不提供证据推定为证据对其不利的推定等。①
主张刑事诉讼中存在举证责任倒置论者一般均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认为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当侦控方收集到足够证据证实某种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时，举证责任即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即他必须说明差额部分的来源是合法的，若不能说明，差额部分即以非法所得论。因此，该罪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我们知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要件是：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客观要件表现为拥有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又来源不明的财产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故意。因此，只要上述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即可认定行为人构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至于法律上所写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的内容，其本质上属工作程序，只具有诉讼法和方法论上的意义，并非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工作人员拥有差额巨大的财产，其来源往往是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所得。但对一对一的贪污、受贿等犯罪，在收集证据上困难比较大，本罪的设立客观上减轻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程度，方便了诉讼，因为本罪的证明对象是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的事实状态，这比贪污、贿赂罪要狭窄而且简单，而证明现状存在比证明现状发源要容易得多。①当控方证明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而且差额巨大后，假定被告人不举证反驳，即“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控告的罪名当然成立。这不是转移证明责任，而是一种立法推定。控方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无论如何不能转移给辩方，不能认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即为有罪。被告人之所以构成犯罪，不是由于他不能说明财产来源合法，而是因为控方证明他持有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控方的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并未降低，即仍应达到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备注：本文发表于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① 参见翁晓斌、龙宗智：《罪错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4期。李玉萍:《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6期。张建、段宝平：《论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5期。
②参见 [日]田口守一著，刘迪等译《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26－227页。
①参见陈刚著：《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4－18页。
① 参见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第39页。
② 迈克·麦考韦利教授：《对抗制的价值和审前刑事诉讼程序》，载《英国法律周专辑》，法律出版社、博慧出版社1999年版。
① 参见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82－283页。
① 参见储槐植著：《刑事责任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293页。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若干问题的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府令第48号，1993年2月17日发布施行，1993年2月6日市人民政府第一百二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促进我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活力，根据《条例》有关规定，结合重庆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方全民所有制工交、邮电、能源、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物资、农林、水利、科技等企业。中央、省在渝企业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关于企业资产经营开式
企业资产经营形式主要有：股份制；投入产出总承包；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亏损企业减亏、扭亏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以及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的其他形式。
第四条 关于企业资产经营形式的确定
企业资产经营形式由企业同政府指定部门商定或由政府指定部门确定。
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也可以改为股份合作制，或者通过拍卖产权，转为集体企业、私营企业。
技改任务重的重点企业，可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
创造条件试行股份制。对采取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严格按规范化要求积极慎重试行；对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应大力推行。承包企业经批准转为股份制，当年承包任务应当完成，次年度按国家有关股份制规范意见执行。
促使企业调整组织结构，积极组建企业集团。企业对其内部独立核算的分厂、车间和其他分支机构，可以采取多种经营责任形式。
第五条 关于调整税利分流企业的所得税率
经批准试行税利分流的企业，执行统一所得税率，免除企业税后负担，实行税后还贷。所得税后国家应分得的利润，可作为国家的投入返还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
第六条 关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
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特殊产品外，企业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自主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实行多种经营和综合经营，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设立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也可直接向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报企业主管部
门备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接至企业申请后，应在10日内办理完有关手续。不把有无主管部门作为企业登记的条件。
企业可自主编制和调整生产经营、技术、财务计划，报有关部门备案。
除国务院和市计划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以外，企业有权不执行任何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企业执行指令性计划，有权要求计划下达部门按《条例》规定提供保证条件。凡不能提供保证条件的，企业有权不执行，或给协商，实行保质、保量、不保价。
执行指令性计划产品和实行生产许可证产品的目录，由市政府府指定部门定期公布。
第七条 关于企业产品定价权
企业生产经营的日用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价格以及劳务定价，属国家、省物价部门管理以及委托市管理的，市物价部门应列出价格管理目录，经市政府审核后定期公布。凡未列出者，一律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八条 关于企业物资采购权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以外所需的物资，有权自主采购，自主调剂。禁止任何单位以任何方式指定企业的供货单位和供货渠道。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的物资，有权直接与生产企业签订合同，也可委托物资企业代理供货，并签订合同。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对违约者应追究违约责任。
第九条 关于企业进出口权
企业可与有进出口权的企业采取联合、联营，代理或联合组建分机构的方式，延伸使用其商品进出口权，参与对外贸易，外贸部门应予支持并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企业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并通过有对外经济合作权的企业以联营、挂靠等多种形式在境外承揽工程，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他劳务。
凡具备条件的企业，市经贸委、经委应及时报国家有关部门争取进出口经营权。
第十条 关于企业投资决策权
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地区发展规划指导下，用留用资金及自筹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由企业自主立项报有关部门备案。
企业留用资金指：已上缴税利后余留下业的归企业使用的资金；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驰名字号、商标转让他人按规定留给企业的资金；国内外单位和个人赠送、奖励给企业的资金以及其他规定留给企业的资金。
企业自行筹措的资金指：企业之间的融通资金；企业内部职工自愿筹集的资金；企业同非银行金融机构自行协商筹集的资金。
企业与外商进行合资、合作，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市政府规定报批的，有关部门应实行一个窗口审批。
对需要报批的基建、技改项目，分别由计委、经委组织银行、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集中审查。对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竣工和投产开业，实行一次性集中验收，基本建设项目由计委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进行，技改项目由经委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以留利安排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或者补充流动资金的，经企业申请，税务部门核实，退还企业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按下列公式计算：
应退税款＝留利投入资金1－企业适用所得税×企业适用税所得税率×40％

所得税率以投资当年的所得税率为准
企业用前几年积累下来的留利于当年投入生产或补充流动资金，而当年实交所得税不足企业应退所得税额的，应在今后年度企业上交所得税中如数退足。
全部减免所得税的不予计退，部分减免的扣除减免后计算，缓交的应抵减交数。
在承包企业守成承包上交任务，其他经营形式的企业应上缴利润不低于上年的前提下，企业可自主决定增提新产品开发基金、折旧基金和增补流动资金并免交两金，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实行工效挂钩的增提额的50－100％视同上缴；同上交税利挂钩的增提额影响所得税部
分视同上交。纳入工效挂钩考核，计提上浮工资。
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增补的流动基金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无偿调拨。
1993年底前免除企业税后或完成承包上交后的留利中交纳的能交基金、预算调节基金等税后负担。
第十一条 关于企业资产处置权
企业资产出租、有偿转让的对象可以是全民、集体、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也可以是外商投资企业。
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可以出租，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的企业主管部门批准，也可抵押、有偿转让。
第十二条 关于企业劳动用工权
除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由企业录用安置的人员外，有关部门不再对企业下达指令性劳动用工计划和招工指标。企业在本市城镇范围内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和数量。但从农村招收合同制职工和农民轮换工，仍需按计
划执行，报经劳动部门批准。
本市范围内的全民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城镇集体企业之间的职工流动，由双方企业自行协商一致后，即可直接办理商调职工手续报劳动部门和主管部门备案。调入职工执行调入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不需再办理变更职工所有制身份的手续。
企业应深化劳动用工制改革、普遍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或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
工业企业组织富余人员新办独立核算的第三产业企业，其中安排本单位富余人员占新办企业职工总数60％以上的，1年免征流转税，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第十三条 关于企业人事管理权
企业法定代表人由政府或政府指定主管部门任免（聘任、解聘）。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按规定产生。
企业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可以由一人兼任，也可分设。在职的厂长（经理），经考核合格的，可按程序连聘连任。
企业厂级行政副职，除市政府另有规定的以外，由厂长（经理）提名，征求企业党组织意见，厂长决定任免（聘任、解聘），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任免由厂长（经理）决定。
企业应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实行聘用制，企业可自主在本企业职工中聘用和按规定自主在社会上招聘、调整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并应签定聘用合同，聘用的期限和待遇根据岗位的不同，由企业自主决定。
对于企业管理人员任免，法律或国务院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关于企业工资、奖金分配权
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依据实现利税计算）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依据净产值计算）增长幅度的原则。
（一）企业实行“工效挂钩”的办法，由劳动、财会同计划及有关部门制定。工效挂钩的基数和比例由劳动、财政、企业主管部门共同核定；
（二）完善工效挂钩办法，取消工资总额以外的各种单项奖、津补贴，将其纳入工资总额，相应调整进入成本的工资基数。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应实行工效挂钩。亏损企业也可以实行工资总额同减亏额挂钩浮动的办法。工效挂钩的主要形式，实行工资总额与实现税利挂钩的办法；
（三）选择部分有条件的企业，在符合《条例》规定的两低于的原则下，由劳动、财政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基数后，企业可自主决定工资总额；
（四）建立工资储备基金。企业应当每年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中提取不少于10％的数额，作为企业工资储备基金，由企业自主使用。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1年工资总额的，是否继续提取，由企业自定；
（五）凡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其工资总额使用计划，由企业自行编制，并报计划、劳动部门备案，通过银行执行；
（六）未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可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由劳动、财政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年度工资总额，报计划部门备案，企业自主使用；
（七）企业在提取或核定的工资总额内，有权决定本企业工资制度及具体分配形式。具体方案，由企业厂长（经理）提出，经职代会审查同意后执行；
（八）逐步取消对企业法人征收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直接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十五条 关于企业内部机构设置权
企业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实际需要，自主决定。武装、保卫、计划生育等特殊要求的工作，企业应落实部门和人员负责。
改变企业及管理人员套用行政级别的做法，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凡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需向企业发文或传达的，按企业党组织规模（党委、总支、支部）或企业类型（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明确发文及传达范围，不再以局级、县团级的规定向企业下达。
第十六条 关于企业拒绝摊派权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或变相摊派人力、物力、财力。
企业厂长（经理）对各种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会议有权拒绝参加。
非经企业要求和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帮助和服务为名，给企业增添不必要负担。
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由市财政、物价部门审核，并编制目录，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除国务院和市政府另有规定外，其他各种奖励、评比活动，其经费由组织者负责，不得转嫁给企业。
对于摊派不成，以各种借口对企业进行打击报复、设置障碍的，一经查实，应加重处罚。
对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检查项目，实行检查人员持证检查制度。无证检查的，企业有权拒绝。
第十七条 关于企业的经营责任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责任制的企业必须建立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包括从税后留利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经营者或者经营集团交纳的承包租赁风险抵押金和职工个人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和职工个人交纳的风险抵押金。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未完成上交任务的，其欠交部分应依次由企业经营者或经营者集体和取工个人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工资储备基金、税后留利资金补足，如当年顺序内全部资金仍不有补足欠交的，次年按上述顺序补足。
第十八条 关于企业的盈亏责任
关于厂级领导的奖励，由政府设立厂级领导奖励基金，按《条例》规定对经营成果显著的厂级领导，实行一次性奖励。具体办法由市经委、市人事局、市财政局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对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的厂级领导，按《条例》第29条规定执行，并不得异地安排相应职务。
对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应限期减亏、扭亏，限期内达不到目标的，应追究企业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对于经营性亏损企业的工资、奖金发放，按《条例》第29条规定执行。对实行减电扭亏责任制的企业，扭亏为盈，弥补完亏损后第一年的利润全部留给企业。
对政策性亏损的企业，由财政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核定亏损额，实行亏损包干、节亏全留、超亏不补的办法。企业为实现政府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因生产定价、定量的指令性计划产品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经财政部门审核，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其他方式补偿。
企业以不计提折旧或少计成本、挂帐不摊等手段，造成利润虚增或虚盈实亏的，政府有关部门有权责令企业以留用资金补足。情节严重的，应追究企业领导人责任。
第十九条 关于企业的转产、停产、兼并、破产
（一）转产是在不终止企业的法人地位，不改变原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企业主导产品或主营范围的变化。除国务院、市人民政府明文规定的特殊限制产品和经营领域外，转产由企业自主作出决定，并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二）企业停产整顿是企业在经批准的期限内暂时中止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整顿的行为。停产整顿的前提是企业经营性亏损严重，但未达到破产条件。停产整顿不改变企业法人地位和债务关系。企业停产整顿方案经政府指定部门会同财政、税务和有关银行批准后，在规定的整顿期限内
免交税费、减免贷款利息，停止发放奖金；
（三）企业兼并应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企业兼并的方式有：购买式、承担债权债务式、控股式。
1．企业可自主决定兼并其他企业，无须报批，担应报主管部门和财税部门备案。企业被兼并须经政府指定部门会同资产管理部门批准，也可根据企业申请由政府决定；
2．为增强兼并企业的吸纳消化能力，对被兼并企业在资产清理和评估后确定的因定资产损失应由国有资产管理或财政部门认定后，予以冲销；对核定的亏损，包括潜亏，自行消化确有困难的，经财税部门审核批准，可以定期减免兼并企业的上交利润或所得税、免流转税；
3．对兼并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兼并企业承担的被兼并方的银行贷款，由兼并企业与有关银行重新签订借款合同、重新安排还款期限，银行不再加息、罚息。因特殊原因债务到期后归还仍有困难的，可商请银行适当延期。对资不抵债的被兼并企业因债务亏空较大而占用的贷款，兼并企
业在落实还款来源，订出还款计划的情况下，在规定时期内银行可对这部分款，免收、减收利息；
4．对被兼并企业转入第三产业的，经银行批准，自开业之日，实行2年停息，3年减半收息；
5．企业被兼并后，原有职工应由兼并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安置。
（四）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达到法定破产条件的，经企业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企业可提出破产申请。破产企业职工，依照法律、法规安置。
第二十条 本市地方国有企业财产为国家所有。市人民政府负责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第二十一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服务，维护企业依法行使经营权，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干预，协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条例》和本办法，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合法权益的，企业可依法申诉、举报，由受理机关严肃查处，责令其改正。给企业造成损失，情节严重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主管部门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同《条例》一并实施。凡本办法未涉及的问题，一律按《条例》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重庆市经济委员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局、重庆市监察局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本市制定的行政文件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3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