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设立“限制离婚制度”回应赵勇等八位读者

王礼仁


　　我建议设立“结婚与离婚间隔期”和“离婚考虑期”，有许多读者有不同看法。我看了一些文章，总的来讲，有两个特点：一是抽象否定的多；二是曲解的多。因此，有必要作一些回应。

1、赵勇同志观点全文：

　　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法官如此荒唐让人心惊_
2010-04-30 10:33:00　来源: 现代快报(南京)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期间，湖北宜昌市中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类似限制离婚的建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新雯也曾提过。黑新雯当时遭到了舆论的炮轰，大家都认为：限制离婚自由是对权利的无理侵犯，更是社会的倒退，跟当年大小事情都要报政府批准没什么区别。
　　对黑新雯代表的批评，完全也适用于法官王礼仁。但王礼仁跟黑新雯还不一样，因为王礼仁是个资深法官（能参加民政部的研讨会，王礼仁的资历想必不浅），“法律可以随意扩张以干涉人的自由”，这样的话从一个司法者口中说出来，更让人觉得后怕。
　　权力要尊重权利，这是现代人的共识，身为资深法官的王礼仁，更应该深知这个道理。但作为一个司法者，王礼仁对权利的漠视让人心惊，说他是个法盲，恐怕不过分。结婚是人的自由，离婚何尝不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在结婚多少年之后才能离婚，也要法律来做出规定，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法律代表的是公权力，它的手不能伸得太长，更不能毫无节制。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是自愿的，也不影响他人，就不用劳烦权力来横加干涉。离婚也要由法律来规定年限，这其实跟“夫妻家中看黄碟被抓”是一个道理，都是权力手伸得太长的恶果。
　　法官王礼仁提出离婚要法律规定年限的荒唐建议，足以证明，一些权力者仍然搞不清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他们仍然迷信，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个人的自由为了做出配合，哪怕牺牲再多，都是理所应当的。（本报评论员赵勇）(本文来源：现代快报 )

【对赵勇同志的回应】

评论员赵勇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 他的标题是“结婚若干年后才准离婚”，这不是我的建议，我没有提到“若干年”，是评论员便于评论而杜撰的一个靶子。如果再上“终生”不得离婚，反对的理由可能更足。
至于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确实难以搞清，但绝非公权不介入私权。至于公权如何介入私权，当然有待研究。我的建议是否有用，这当然需要代表人们利益的立法者最后决定，如果立法者和广大人民都认为，上午结婚下午离、今天结婚明天离、一月结离三四次，这种婚姻自由好，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我不得不重复强调：在“自由王国”的欧美国家立法中也有如此限制；香港、澳门的立法也有此限制。
如果借用赵勇评论员的话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么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婚姻不自由呢？怎么没有感觉到可怕？中国人或大陆人是否要声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或自由？

2、李克杰同志观点全文：

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
时间：2010-04-30 07:23　　作者：李克杰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上，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建议，“婚姻法”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4月29日《新京报》)。
这位法官的意思是，以法律的名义为婚姻设立“最短期限”，即在结婚后的一定期限内任何一方都不得提出离婚。这位法官解释说，他的建议还包括增加“离婚等待期限”。概括地讲，就是希望设立“婚姻最短期”和“离婚等待期”两个期限以防止草率离婚。
其实，随着离婚率上升日益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类似试图通过增加离婚难度防止草率婚姻的建议早已有之。远的不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委员建议，通过增加婚姻调解书等离婚手续或增设离婚冷静期的方式，提高离婚难度，以有效防止“冲动型”离婚。
乍看上去，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实行，或确能一定程度上遏止不断飙升的离婚率。不过，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治标不治本，甚至在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就存在偏差，它们更偏重于单纯维护婚姻稳定，而不是着力解决夫妻矛盾和化解家庭纠纷，因而所建议的措施难免会戕害婚姻自由，违背婚姻伦理和基本法理。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婚姻的动荡，“闪婚”、“闪离”的泛滥，造成婚姻家庭的严重不稳，特别是其背后的矛盾纠纷，更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婚姻家庭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努力维护婚姻的稳定，妥善处理婚姻纠纷，防止轻率离婚，既是立法司法者的任务，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不过，如何防止轻率婚姻，法律制度有不同的法律措施。
在我国，随着结婚、离婚手续和程序的简化，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轻率结婚、闪婚闪离和离婚率急剧上升的不正常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焦虑和不安。按照我国现行规定，离婚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自愿离婚，直接到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构办理，手续简单，即到即办;二是一方不离或有其他纠纷，需到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办理，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要经过调解、开庭审理、判决等法定环节，持续数月的时间。
就诉讼离婚而言，我国法律程序的调解环节和一定的审理期限，已经足以保证夫妻双方保持冷静，慎重决定。另外，在实体上，法官判决时还要对是否符合离婚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显然，通过程序“冷静”和实体“鉴别”，诉讼离婚案件已谈不上“草率”。人们诟病较多的是自愿离婚，建议增加离婚难度也主要针对它而言。
说实在的，我国目前自愿离婚的程序的确有些“草率”，只要夫妻双方表达了离婚的意思表示，婚姻登记机关就“盖章发证”予以认可。这与婚姻家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表面上看，这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离婚自由，但不能忘记的是，法治社会中的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尤其是当它对社会利益产生潜在威胁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愿离婚设置一定的程序是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应从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层面上思考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以“婚姻维稳”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并不同意单纯通过设定“期限”来防止草率离婚，通过设立婚姻辅导期的方式会更妥当。在此期间内，专门的婚姻辅导机构应主动免费服务，诊断婚姻问题，分析离婚原因，帮助调适婚姻关系，引导双方正确对待婚姻权利义务，树立正确的婚姻观。通过辅导，即使最终仍然离了，但会有助于重组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单纯让婚姻当事人自己“冷静”、“调适”的期限，对解决矛盾和化解纠纷，特别是对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并无裨益，不过是简单地限制了离婚自由而已。

【对李克杰同志的回应】

　　看一下李克杰同志文章的标题——《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就可以知道，这也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单纯”用法律手段。“单纯”是李克杰同志自己立的靶子，否则，他就可能没有射击的对象。
　　我不再重复我提出上述建议的原因（见我的婚姻专著或另文），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法律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玩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玩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而我们面对如此严重的“玩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吗？
同时，“有悖法理”之说，不能成立。可以看一下外国法律和我国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便可以知道适当限制是否“有悖法理”。推荐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等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同志的观点。

3、吴丁亚同志观点全文：

法官建议修改婚姻法 婚后一段时期内不得离婚
2010年04月29日02:11新京报吴鹏
本报讯 （记者吴鹏）作为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礼仁建议，“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而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吴丁亚律师认为，这一建议有违反“婚姻自由”之嫌。
银行对客户的保护义务研究

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分行营业部 蓝翔



商业银行作为货币的聚散地，成为高风险的聚集区，吸引着无数不法分子的邪恶眼光。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人身、财产安全遭受不乏侵害的案例屡屡发生，客户的损失因侵害人的逃逸或挥霍而无法从直接侵害人处得到赔偿，客户转而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银行是否承担责任成为理论与实践中有较大争议的问题，笔者就银行如何对抗客户的请求作简要分析。
一、客户请求权分析
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被抢（含抢劫和抢夺）案件，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客户进入营业场所但要约未送达银行被侵害，即客户在填写有关凭证、清点现金，欲与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时被抢；二是客户在与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时被侵害；三是客户在银行订立、变更、终止存款合同后尚未走出营业场所前被侵害。认为银行应承担责任有如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银行在合同法上负有保护义务
这种观点认为，银行与客户的存取款合同订立和履行中，客户填写有关凭证为要约，将凭证交给银行时，要约因送达发生效力，银行工作人员办理存取款手续为承诺，其交还存折（卡）及交付所取款项后，该合同关系即告结束。银行负有与上述三种基本类型对应的先合同保护义务、履行中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不论客户在任何阶段被侵害，银行都违反了合同法的保护义务。
先合同义务是在合同订立前，当事人进入特定场所准备进入磋商或正在进行磋商时，双方已从一般人之间的消极关系进入了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积极关系中，此时虽尚未成立合同关系，但双方基于缔约接触而产生了特殊的信赖关系，双方也因此而负有相应的义务。客户进入银行后进行交易前，客户遭受侵害时，银行应否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关键在于银行是否对客户负有先合同义务及银行是否存在过错两个方面判断。银行作为货币的交易场所，遭受侵害风险相对较高，银行对进入银行后的人身、财产安全，赋予银行保护义务较为合理。判断银行是否存在过错主要看损害的发生是否因为银行设施自身瑕疵所致，银行是否达到主管机关所要求的安全保护标准，银行在执行这些标准规定时是否存在疏忽、纰漏，同时还应考查同类银行通常采取防护手段、措施和方法，以及银行在在客户发生损害时的处置措施是否妥当。如银行对上述问题持否定态度，应认定银行有过错。
履行中附随义务是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2款的规定概括的，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义务主给付义务确定后，附随义务方可随之存在。客户在银行履行存取款合同过程中，银行不仅负有办理存取款手续、收取或支付款的主给付义务，因交易是在银行进行，银行还负有保护客户在交易过程中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附随保护义务。《合同法》对违约责任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只要银行不履行附随或履行附随不符合约定，又没有免责事由的，就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92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在合同关系结束后，当事人仍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持给付的效果或协助相对人处理善后事宜。后合同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与先合同义务不存在本质差异，应类推适用。银行在交付款项后，虽然款项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交易已结束，但按后合同义务违反规则，在客观方面，银行负有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在主观方面，只要银行没有达到大多数银行的防范标准，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银行主观上有过错。
（二）、侵权法上的保护义务
客户在银行被侵害，银行是不作为侵权。因法律的规定或职务上、业务上的要求或先前行为导致负有特定保护义务的当事人，未尽保护义务，如主观上有过错的，就应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银行是否承担责任主要在于银行是否负有保护客户的法定义务及银行是否存在主观过错。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这两部法律是银行负有保护义务的法律依据，客户在营业场所遭受侵害，银行就违反了法定义务。１９９６年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联网报警管理规定》中规定了“营业网点大厅要配备专职保安人员守卫巡视”，只要案发时没有保安守卫巡视，银行更应承担责任。
二、银行抗辩权分析
无论是合同法上的保护义务，还是侵权法上的保护义务，最为关键的是银行是否负有保护客户的法定义务及保护范围、银行的设施是否足以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银行是否有过错。目前，规范我行保安状况的法规主要有《银行营业场所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的规定》、《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关于基层金融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关于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金融保卫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联网报警管理规定》、《国有企业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文件。只要银行的保卫措施、防护标准和级别符合上述规定的，就应认定为银行已履行了法定的保护义务。
客户损害的发生，是由不法侵害人造成的，而非银行违反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所致，对突发性犯罪行为，银行难以预料和防范，根据罪责自负原则，对犯罪分子造成的危害后果，应由犯罪分子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对银行的保护义务不能随意扩张，银行不是侵害人，与客户所遭受的损害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那种认为银行应按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的观点，扩大了银行可控风险的范围，不适当地加重了银行责任，导致了银行与客户在利益上严重失衡，也缺乏法理支持。我们不能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机关有保护人民合法利益而推论出任何人被侵害后都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予以赔偿。
银行服务过程中间的抢劫行为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它越出了银行正常的经济服务的范围，很多国家把这样的行为理论上称“准罪事”行为。就像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害，我们把它叫做不可抗力。那么把它称为不可抗力的时候，它就成为法定的免责条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银行就不再承担，它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并未赋予商业银行对其营业场所范围内的客户人身、财产的保护义务，而仅是赋予商业银行保护存款人存款安全、到期支付存款和利息等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能延伸到存款之外的营业场所客户人身、财产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所规定的保护义务，也只能限定在经营者提供的场所、设施及商品、服务本身是否损害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应将第三人在经营场所所致消费者损害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在客户与银行的关系中，银行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客户则为消费者，商业银行在提供服务时即有保护客户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主要指其提供的服务本身及场所设施不侵害客户的人身、财产安全。《商业银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赋予银行具有保护其营业场所内客户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
客户在银行遭受第三人的侵害，银行与加害人之间不形成共同侵权，加害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只有在无法确认加害人或加害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才能有对受害人的人身、财产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且具有过错的银行承担补充侵权责任。
但是，法院一般会从保护弱者利益出发，认为银行的设立是不可控制风险的主要来源，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遭受损害的，银行虽无过错，但也应根据公平原则，给予客户适当补偿。
公安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的通知在性质上属于主管部门发布的行政法规，是为相对人设定的行政法律义务。即使相对人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它应该承担的也只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也找不到在银行没有配备保安人员以及未设置监视报警装置的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法律依据。
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市场主体，它和客户一样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既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也要平等地履行法律义务。法院在解决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纠纷时，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处理结果必须建立在合法公正的基础上。在注重保护客户利益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甚至牺牲银行的合法权利。
三、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分析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有保障安全义务，当客户在银行营业场所遭到侵害，而银行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将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该解释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经营者或者组织者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依据，一是《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积极实施侵害行为为法律所禁止，消极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该规定是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法律依据。近年来，审判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在宾馆、酒店、银行、寄宿学校等杀人越货的案件。从这些案件发生的原因看，经营者在安全保障上存在的问题，正是这些单位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给了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有的赔偿权利人在向犯罪分子索赔不能而要求经营者赔偿时，经营者往往以没有实施侵害行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由进行抗辩。按照该解释的规定，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人，负有对相关公众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和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从而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范围和责任界限，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商品、服务领域在安全保障方面加强管理，以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体现对人的关照和尊重，而且也有利于合理分配损害，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不仅在经营活动中，在其他具有公众参与或者具有广泛社会接触的活动中，管理者、组织者、具体实施者都应关注其活动范围内的安全保障问题，对他人的人身安全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不忍人之心，人才有不忍之心；为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才能人人都有安全保障。传统的民法理论孤立地看待“自然人”，把民事主体想象成荒岛上的鲁滨逊，忽视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未能就社会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提供理论依据。司法解释的制定，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吸收了现代民法理论的研究成果，明确规定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司法解释的规定，突出体现了现代司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体现了司法为民的要求。
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经营者的直接责任。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经营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理依据，在于经营者违反应当积极作为的安全保障义务，使本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损害得以发生或者扩大，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几率；因此经营者应当为受害人向直接侵权人求偿不能承担风险责任。让无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济，而让那些侵害他人或者无视他人安全的人承担责任和风险，符合司法正义的理念。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解决审判实践中的众多新类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使银行的业务经营中可能遇到的侵权纠纷更难胜诉。
四、防范措施
为避免客户银行营业场所受第三人侵害,首先，银行应保持设施符合有关安全防卫标准,对于业务量大、风险高的营业场所，应聘请保安公司负责安全保卫，将风险防范由保安公司承担；其次，银行应合理提醒客户谨防被侵害事件的发生履行危险告知义务，减轻自己的责任；再次，按照风险转移的相关规定，款项风险自交付时起转移，银行一定要亲自将款项交付取款人，防止不法侵害人在款项尚未交付、风险尚未转移时将款项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