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9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0年1月1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六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2010年1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下简称《消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消防工作。
第四条 每年11月9日为自治区消防宣传日。
第二章 消防安全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履行《消防法》规定的职责，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消防业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做好重大火灾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做好消防工作，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居）民委员会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协助做好火灾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第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对应当备案的其他建设工程进行抽查；
（二）对投入使用、开业前的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三）对威胁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四）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监督火灾隐患整改；
（五）承担火灾扑救、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调查火灾事故原因，统计火灾事故损失；
（六）确定并公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七）指导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开展消防业务训练和演练；
（八）宣传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常识，组织消防安全培训；
（九）保障国家推广使用的先进消防和应急救援技术、设备的应用；
（十）指导、帮助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工作；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消防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职责，确定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员和本单位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并设置防火标识，其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消防工作负全面责任。
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共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未实行物业管理住宅区的共用消防设施维护管理由产权单位负责。
个体工商户对其所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负责，应当配置必要的消防设备，并保证有效使用。
第八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制定防火安全公约；开展防火、灭火知识宣传教育；进行防火安全检查，配合消防执法工作；及时报告火灾隐患情况，督促消除火灾隐患；开展火灾自防自救，协助做好火灾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第九条 公民应当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消防安全规定；爱护公共消防设施；学习消防知识，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报警、救生、逃生的方法；安全用煤、用柴、用电、用油、用气；不乱堆、乱放可燃物，不堵塞公共通道；对未成年人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第三章 公共消防设施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安全布局、消防队（站）、消防供水、消防通道、消防通信、消防装备等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原有的公共消防设施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应当补建、增建或者进行技术改造，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城市总体规划、乡村和集镇建设规划中缺少消防设施建设规划或者消防设施建设规划不合理的，审批单位不得批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公安消防队（站）和消防装备等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所需经费。
新建大型建设工程项目单位应当缴纳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费。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费征收的具体范围、标准、使用和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火灾预防
第十二条 对涉及消防安全有关事项的审批，应当执行下列规定：
（一）不符合城乡消防安全布局要求的建设项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项目，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施工许可证；
（三）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项目，其竣工验收资料中没有消防验收合格文件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房屋权属证书；
（四）拟开办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事业的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条件未获得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审查通过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民政、工商等主管部门不得批准；
（五）对已取得批准文件的建设项目，因改变建筑结构或者改变使用性质，不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原审批部门应当撤销批准文件；
（六）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企业，安全监管部门不得颁发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责任，严格管理火源、电源以及易燃、易爆和可燃物品。
大型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应当设置临时消防给水设施和临时消防车通道，配备相应种类、数量的消防设备。
第十四条 同一建筑物由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者使用的，不得设置影响疏散的分隔设施。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居民聚居区、大型商业区、风景游览区、名胜古迹、铁路干线以及其他重要场所附近，不得违反国家规定的安全间距新建、改建、扩建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场所。
第十六条 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执行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和消防管理规定，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制订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救助预案，配备必要的消防自救器具，并每年至少组织两次演练。
第十七条 对容易产生静电可能引发火灾或者爆炸的设施及场所，应当采取防止产生静电或者导除静电的措施。
对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危险场所、储存可燃物资仓库的电气设备、线路和导除静电、雷电的设施，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技术检测。
第十八条 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人员密集场所和易燃易爆危险场所，应当与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联网；鼓励其他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单位与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联网。
自动消防设施和防排烟系统等技术性能较高的消防设施，应当由有资质的单位安装，并定期检测。
第十九条 长途客运汽车、城市公交车、出租车、轮渡等公共交通工具应当配备消防设备，并保持完好有效。
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通过车载广播、电视或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乘客宣传防火、灭火基本常识和正确的火灾避难、逃生方法。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粮场、粮库等场所的防火工作。在农业收获季节，对粮食打碾、储存场所的用火、用电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
禁止在储粮区、柴草区乱拉乱接电线、吸烟和用火。
第二十一条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培训：
（一）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队员；
（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专（兼）职消防管理员;
（三）导游、保安人员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
（四）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工程监理人员;
（五）从事消防设施和产品管理、检测、维护、维修、销售、质量认证的人员;
（六）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电工、电（气）焊等特种作业人员；
（七）从事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运输管理和操作的人员;
（八）依法应当接受培训的其他工作人员。
第二十二条 在春节、清明节等节假日期间，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有针对性的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第五章 消防组织和灭火救援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
经国家或者自治区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应当建立公安消防队（站），其他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型企业可以根据消防工作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站）、志愿消防队。
村（居）民委员会可以建立志愿消防队，开展群众性自防自救工作。
第二十四条 从事消防设施、设备、器材维修、技术检测和消防安全监测等服务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资格，方可从事消防技术服务工作。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所提供的消防技术服务质量负责。
第二十五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实行二十四小时值勤，做好随时进行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的准备。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火灾救援需要，可以调动专职消防队参加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专职消防队应当服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统一调动。
第二十六条 火灾发生后，供水、供电、供气、气象、测绘、通信、交通、环保等有关单位，应当服从火灾现场总指挥的调度，及时、无偿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供可能影响公共消防安全和灭火救援工作的信息资料，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拒绝、推诿、拖延。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保守有关信息资料中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为处理火灾事故提供依据。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及时公开火灾信息。
第二十八条 因火灾扑救需要拆除或者破损建（构）筑物、使用养殖水源等，造成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产损失的，由火灾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给予补偿。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消防安全责任纳入考核内容。
第三十条 自治区建立重大火灾隐患立案、销案和督办制度。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检查发现或者群众举报、投诉并经认定的重大火灾隐患应当立案，并由公安机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实情况，组织或者责令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限期整改。
下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情况，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备案督办。对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上级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督办。
第三十一条 对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责令停产停业的意见，由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七日内作出决定。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应当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一）可燃物资仓库和生产、储存、装卸、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
（二）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
（三）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储存、经营、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四）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设施被损坏、拆除或者停用，疏散通道等安全出口被堵塞的；
（五）公共聚集场所室内装饰装修，违反国家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使用易燃、可燃材料的；
（六）其他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情形。
未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同意，不得拆封或者使用被查封的部位或者场所。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公民对消防安全的知情、监督、投诉、举报等权利，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区的重大火灾隐患及整改情况。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外公布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并及时依法处理单位和个人对火灾隐患、消防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发生重特大火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强制拆除。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2002年7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消防条例》同时废止。
试论我国实施WTO协议的几个主要问题
李幸祥
【内容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实施WTO协议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国应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借鉴欧共体的做法，我国应在通常情况下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有所例外，对DSB裁决则应拒绝其直接效力。
【关键词】WTO协议 融入方式 法律位阶 直接效力 DSB裁决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后，实施WTO协议便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时，它也应成为引起我国国际法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实施WTO协议的过程中，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其法律位阶以及WTO协议与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尤应引起重视。
一、 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
严格地说，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但是，由于WTO协议是国际条约，WTO法的解释完全根据国际公法上被普遍接受的条约解释原则或惯例，因此，处理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原则上适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规则。1因此，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
国际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主要有转化（transformation）和并入（adoption）两种方式。无论是转化还是并入，都是从立法层面来讲的，即一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何种方式使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层面取得约束力。一项国际条约在经过缔结、加入、批准等程序之后，首先取得在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只有经过转化或者并入，融入成员国法律体系之后，它才具有了在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对一项国际条约来说，无论是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还是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都必不可少。因此，WTO协议经我国加入、批准，对我国来说，它已取得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它以何种方式取得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是转化还是并入，抑或其他方式？这一问题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回答WTO协议采取何种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前，需先考察一下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因此，学者们是从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为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寻找佐证的。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中国的现行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等已表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通常采取的是并入的方式。2对于WTO协议来说，在其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上，没有必要与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通常方式相左，即我国应将WTO协议并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首先，WTO协议作为一揽子协议，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将其一一转化为国内法，是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没有一个WTO成员方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其次，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已经根据WTO协议的有关规定，对国内法律作了不少修改与完善，3再将WTO协议一一转化为国内法实属不必。最后，并入只是在立法层面对WTO协议国内效力的承认，即WTO协议通过并入的方式取得我国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
在确立了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要注意区分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区别。并入只是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并入不一定导致法院直接适用WTO协议。若法院要直接适用WTO协议，则WTO协议还必须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由于WTO协议一般地不为个人创设权利与义务，因此其通常不具有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况且，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一国的主权事项，只要我国不赋予其直接效力，法院便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诚然，如果WTO协议不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则法院不可能直接适用WTO协议。但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能反过来推断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并不是因为WTO协议不能被并入我国法律体系，而是因为其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不能因为WTO协议缺乏可适用性与直接效力，导致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协议，而推断出WTO协议不能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那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对并入与法院直接适用做出这种严格区别是必要的。因为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其重要意义在于国内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立法或制定行政措施时，要自觉地遵守WTO协议，如同其遵守国内宪法、法律一样。
此外，还必须区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条约的融入方式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以何种方式（转化或并入）将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条约项下的义务是指条约的缔约方或参加方根据该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有学者认为，我国不负有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的义务，理由是无论是依据国际条约法的一般规则，还是依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作为WTO成员方，我国的义务仅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据此，其认为我国不应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4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条约的融入方式”与“条约项下的义务”这对概念。因为将WTO协议并入国内法律体系并非条约项下的义务，它只是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我国在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为“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否定并入这种融入方式。
二、 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
讨论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是以WTO协议以并入方式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为前提的。如果WTO协议并未并入我国法律体系，即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所谓位阶问题的。因为只有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中，讨论位阶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采取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之后，WTO协议的位阶问题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和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都未对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无疑是我国立法中的重大疏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WTO协议的位阶问题的探讨。通常对条约的位阶问题是通过对条约的缔结、批准程序与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相类比而得出结论的。一般认为，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而国务院缔结的、不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同等。5从我国加入、批准WTO协议的程序来看，WTO协议应当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范畴；从我国加入WTO的长远影响来看，WTO协议在现实意义上也当之无愧地应享有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地位。由于此类条约和重要协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因此，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
在确定了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之后，必然会面临如下问题：当WTO协议与我国国内法律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明确的是所谓“抵触”只能发生在同等级的法律之间。6也就是说，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与在位阶上与法律同等的WTO协议不相一致时，由于前者的位阶低于后者，这里的“不相一致”并不属于此处所讲的“抵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何者具有优先效力的问题。只是由于行政法规等的位阶低于WTO协议，当两者不相一致时，前者才必须被修改或废除。事实上，这也正是我国所承担的WTO协议项下的义务。明确这一点后，回答居于同一位阶的法律与WTO协议相抵触时，何者具有优先效力才有意义。《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第27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8由此可以认为，在WTO协议与同其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相抵触时，WTO协议具有优先效力。事实上，WTO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实践表明，被WTO各成员无保留地承认，即通过签署“一揽子协议”和加入WTO予以明示承认的WTO协议，具有优先于成员域内法的效力。9
三、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协议的直接效力问题，是指个人是否可以在国内法院中援引WTO协议主张其权利。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属于一国的主权事项。通过对欧共体就这一问题的做法的研究，或许对我国会有所启示。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要保证既不违反WTO协议项下的义务，又能很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
从总体上看，欧共体是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的。这从欧共体法院在涉及GATT/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有关判例中不难发现。例如在1972年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共体法院经过对GATT1947的精神、结构和措词的考察，及对保障措施、协商程序、争端解决程序三个条款的集中讨论，以GATT1947存在“结构性弱点”为由，否认GATT1947在欧共体的直接效力。10WTO协议与GATT1947相比，有了很大的完善，尤其是建立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尽管与GATT1947相比，WTO协议有了很大变化，但WTO仍以谈判功能为特征。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2条规定，当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时，当事方可以选择达成补偿协议。因此，不能以欧共体内部法律与WTO协议不符为由主张前者无效。否则，将剥夺WTO成员的立法和执法机构依据DSU第22条的规定通过谈判解决有关分歧的权利。同时，欧共体的一些重要贸易伙伴也否定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欧共体基于“互惠”原则应采取同样立场。11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欧共体法院承认GATT/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例如在1989年Fediol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明确提及（refers expressly）GATT的具体条款，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在1991年Nakajima案中，欧共体法院认为如果争议中的欧共体法令旨在实施（intended to implement）GATT框架内的特定义务，欧共体法院可以从GATT规则的角度来审查欧共体法令的合法性。这两个例外在1999年葡萄牙诉理事会案中都得到了确认。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Nakajima案中形成的原则会使欧共体法院根据欧共体在WTO法下所承担的义务来审查欧共体法的合法性变得非常困难。13
欧共体法院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几乎均是涉及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履行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承担的义务，从而损害欧共体某一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的情况。在例外的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案例中，则是某一欧共体机构没有行使欧共体根据GATT/WTO协议所享有的权利，从而损害欧共体成员国及其公民与法人的利益。14欧共体在对待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上的做法，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15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欧共体法院的这种立场是有其合理性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如果一概否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则不利于保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但如果一概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又会不利于欧共体本身的利益。如何在个人（欧共体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达成利益平衡，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在欧共体没有履行GATT/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若要求欧共体履行其义务（比如撤销某项法令），一方面会对整个欧共体法律体系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欧共体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现实的做法是拒绝该种情况下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在欧共体没有行使GATT/WTO协议项下权利从而对个人（欧共体成员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既能维护个人（欧共体成员国）的利益，又能促使欧共体本身积极行使其权利，维护欧共体的整体利益。因此，在该种情况下，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最佳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同欧共体的做法相类似，我国应一般地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与欧共体不同的是，我国不应将例外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情况规定为：法律、法规明确提及WTO协议具体条款或者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因为是否明确提及WTO 协议具体条款对国内法律、法规来讲，似乎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况且达到何种程度算明确提及并没有科学的标准，主观性太大。至于是否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则更难以界定，况且并非旨在实施WTO协议中的义务的法律、法规更有可能违反WTO协议，以此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欠缺合理性。笔者认为，以我国政府未履行WTO协议中的义务或未行使WTO协议中的权利为分类标准，决定是否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可能比较合适。即若个人以国内某项法律、法规与WTO协议不符，我国未履行WTO协议项下的义务，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为由诉至法院，则法院应拒绝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我国法院应当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即如果我国政府未行使WTO协议项下享有的权利从而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如果该个人援引WTO协议，要求法院对政府的不作为进行司法审查，则法院应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支持该个人的权利主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且由于政府的该项不作为，会使我国本来基于WTO协议应当享受到的利益未享受到或未能充分享受，从而造成我国整体利益的损害。承认WTO协议在该特殊情况下的直接效力，一则可使个人利益免受损害，二则可以避免政府殆于行使权利。因此，在特殊情况下赋予WTO协议直接效力实属必要。
四、 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即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裁决（包括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主张其权利，是WTO协议直接效力问题的必然延伸。我国在整体上不应当承认WTO协议在我国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当承认其直接效力。在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特殊情况下，个人通过援引WTO协议使其受损利益得到弥补，且通常是因为政府不履行WTO协议项下的权利所致，一般不会引起WTO成员方间的争端，因此，这种情况一般不存在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但在不承认WTO协议直接效力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DSB已作出裁决，裁定我国的某项法律、法规、行政程序违反WTO协议。个人是否可以援引DSB的该项裁决，主张其权利呢？这就涉及到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虽然迄今为止，DSB还未作出以我国为当事方的裁决，个人援引DSB裁决在法院起诉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加入WTO的时间还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当引起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从欧共体的实践来看，它一般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也即个人不能以DSB裁决为依据在法院主张其权利。如在Chemnitz一案中，欧洲初审法院回避了WTO上诉机构报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的问题，同时又指出个人要援引WTO上诉机构报告，必须证明该报告对欧共体施加了无条件的、足够清楚和精确的义务。16又如在Atlanta一案当中，欧共体法院法律顾问Mischo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法律意见中，指出欧共体个人不能援用WTO上诉机构报告来主张权利。他认为，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时，上诉机构的裁决并没有向其立法被发现违反WTO法的成员方施加任何立即修改其立法的义务。根据DSU第21条第3款，WTO成员有“合理期间”来执行上诉机构裁定并使其立法与WTO法相符。而且，DSU第22条给予了WTO成员在合理期间届满后仍维持适用其国内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争端当事方就合适的补偿已达成协议。因此，他认为个人不能依据上诉机构报告主张赔偿的权利。17
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直接效力的实践，对我国应该有所启示。DSB裁决作为适用WTO协议的产物，其是否有直接效力归根到底还在于WTO协议是否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看似与我国实施WTO协议不属同一主题，但本质上，它仍属于实施WTO协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Mischo在Atlanta一案中所指出的，基于一项国际协定建立的（司法）机构的决定在欧共体法中的地位，决定于该国际协定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同理，DSB裁决在我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决定于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由于WTO协议在通常情况下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因此，DSB裁决通常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在例外的WTO协议具有直接效力的情况下（仅限于我国政府不行使WTO协议项下的权利，从而导致个人利益受损），由于我国并未违反WTO协议，一般不会引起争端解决程序，反而不会产生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DSB裁决不应在我国具有直接效力。国内有学者认为欧共体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不论从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欧共体所强调的“互惠”的角度出发，欧共体都应给予DSB裁决以“直接效力”的地位。18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而非现实主义的观点。诚然，若WTO的成员方都赋予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直接效力，是有利于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但是，回到现实的层面，各国出于对其主权的维护，一般都不承认WTO协议以及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这是现实的需要，不能被简单地扣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帽子。即使从履行WTO协议义务的角度出发，按照Mischo在其法律意见中的观点，基于DSU第21条第3款及第22条的规定，也不应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至于从所谓的“互惠”的角度出发，由于至今还没有一个WTO成员方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得出的结论应是不承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而非承认其直接效力。总之，否认DSB裁决的直接效力对欧共体来讲是现实的、合理的，对我国来讲也是如此。
1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张乃根：《论WTO法与域内法的关系：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例》，载朱晓青、黄列主编：《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16页。
2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9—13页；饶戈平：《关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上的适用问题》，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188—191页。
3 这种立法活动发生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并非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因为当时WTO协议并非是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4 参见车丕照教授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01年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关于我国政府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义务的三个问题》。
5 朱晓青、黄列：《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评析：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载注1朱晓青、黄列主编一书，第7页。
6 张乃根：《重视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的研究》，《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3期，第12页。
7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译：《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4页。
8 该中文译本系参考周洪钧等编：《国际公约与惯例》（国际公法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5页。
9 张乃根、张家琦：《略论WTO法与中国“一国四域”法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第62页。
10 Case 21-24/72, I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 [1972] ECR,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443;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601-602.
11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7-450; Axel Desmedt, “ECJ Restricts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1, pp.191-192.
12 See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13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14 余敏友、陈卫东：《欧共体围绕WTO协定直接效力问题的争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二）》，《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94页。
15 See Geert A. Zonnekeyn, “The Latest on Indirect Effect of WTO Law in the EC Legal Order The Nakajima Case Law Misjudg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4(2001), No.3, pp.597-608; Stefan Griller, “Judicial Enforceability of WTO Law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notation to Case C-149/96, Portugal v. Counc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3(2000), No.3, pp.441-472; Naboth van den Broek,“Legal Persuasi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Legitimacy: the European Court's Recent Treatment of the Effect of WTO Agreements in the EC Legal Ord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4(2001), No.2, pp.411-440.
16 Case T-254/97, Eruchthandelsgesellschaft mbH Chemnitz v. Com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