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势变更制度与我国合同法体系之契合
　－－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的适用为视角

　　　　　　　　　　　　　程顺增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所谓情势变更制度，通说认为，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的发生（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时，则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的法理。[1]一般认为，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需同时符合以下几项条件：[2]其一，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其二，情势变更，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相关的情势变更，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甘愿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情势变更制度就并不适用；其三，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其承担风险或违约责任，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3]其四，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就 已经发生情势变更，就表明相关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合同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且对这个变化自愿承担风险；其五，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或导致目的不达。[4]
2009年5月13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其中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该条款的设定，在我国合同法体系内正式确立了情势变更制度。从立法用语的同一性、“情势变更”内涵的丰富性、制度竞合的可能性，以及与相关制度之间界限模糊做现实考量，界定该原则在合同法体系中的地位，厘清该原则与合同法其他相关制度的边界，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该原则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情势变更制度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具体应用之于理论依据
（一）情势变更制度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情势变更制度，像一个“法学上的精灵”，过去百年以来一直游离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体系之外。虽然在债法现代化的运动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本国的民法典中增设了情势变更条款，[5]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其适用态度都是慎之又慎。[6]司法实践对该原则的慎用，却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上的一个重要制度的地位。[7]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情势变更制度赋予法院以直接干预合同关系的“公平裁判权”，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更好地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经济流转的正常秩序。因此，情势变更制度已经成为当代债法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8]
“情势变更制度”在合同法中处于何种地位，学术界的观点不尽一致，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合同法中有关合同履行的一项原则，许多合同法教材都采纳该说；[9]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它不过是合同变更或解除的事由之一，不应将之作为合同履行的原则，因为社会情势的巨大变化或者灾变毕竟是非常规情形，而社会总归以常规情势为常态，故在常态的社会趋势下，将情势变更作为或者称为一项原则是没有必要的，也名不符实；[10]第三种观点，认为情势变更是合同法中的一项具体制度，而非合同的履行原则，原因在于其缺乏作为原则的应有属性，而且它是仅适用于特殊情况，并不能适用于合同履行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情势变更不具有指导性，而是确定何种情形下可以变更解除合同，是产生法律后果的规范。[11]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首先，从条款的内容来看，《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更符合一个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且条文中明确规定要依据“公平原则”予以把握适用，可反证其并非法律原则；其次，从体系来看，该条款既没有放在合同法第1章一般规定（合同法原则多在此章规定）之中，也并未像教科书中把它列入合同履行一章，只是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第2部分“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中设立了一个条款，把它作为一项纯粹的法律原则似乎不妥。再次，它是层级低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的一种法律规范，是契约严守原则的例外。
（二）情势变更制度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
通说认为，情势变更制度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应用，[12]诚实信用原则是情势变更制度的理论依据。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诚二指出：“诚实信用系道德规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易言之，诚信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情势变更系诚信衡平原则之一适用耳。是故，余以为情势变更之理论根据应以诚信衡平说较为适宜”。[13]这一结论最好的例证是：在德国民法典未设立情势变更制度之前，德国法院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这个一般条款来达到规范目的的。[14]
（三）情势变更制度与公平原则的关系
上述通说并非没有遭到质疑。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正式颁布前，有学者分别得出了情势变更制度的理论依据是公平原则而不是诚实信用原则[15]以及应当运用公平原则解决情势变更问题的结论。[16]笔者认为此说亦有道理：首先，条款明确规定了法院应依据公平原则，确定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其次，考察情势变更制度的历史渊源，在德国，该原则根源于德国普 通 法（Gemeine Recht），是一个在成文法之外通过学说、判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制度，[17]而在英美法，与之类似的契约受挫制度是作为衡平法出现的。两者都是为了调合契约严守与交易实质公平之间的矛盾，作为一种例外与补充的衡平制度，价值取向非他，正是“公平”二字。
综上，笔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都是情势变更制度的理论依据，情势变更制度是两原则的具体应用。之所以在国外的学说和判例中没有将公平原则作为情势变更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缺失情势变更制度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解决情势变更问题的途径，只是因为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平和正义体现为一种法律精神和目标追求，而不是一项法律原则。在其民法中，只有诚信原则而无公平原则之规定，有关公平的内容被归入诚信原则之内”。[18]
二、情势变更制度与契约严守原则和合同解释制度——例外及补充
情势变更制度，作为契约严守原则的例外，其适用具有补充性，是合同救济的最后选择。[19]其例外与补充性体现在：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关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势的风险负担，或者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能够对合同风险负担做出划分，那就没有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空间。
［案例一］某银行与砖厂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如有上级金融机构要求或国家征收征用可以提前终止合同，银行应提前通知砖厂，地上建筑物归砖厂，银行对砖厂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合同履行期间土地被征用。
［案例二］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煤”）与甲订立《煤炭购销意向书》，双方就2008年拟购销煤炭问题探讨事宜达成协议，并特别约定如受煤炭市场、铁路运力等因素的影响，卖方不保证本意向书的兑现。其后，甲、乙、丙三方订立《煤炭买卖合同》，就甲与同煤订立的《煤炭购销意向书》下的3万吨煤炭达成转卖协议，并约定三方各自权利义务。后为确保奥运会电煤供应，国家政策调整，同煤未履行《煤炭购销意向书》，乙以甲、丙违约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诉请判令解除与甲、丙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由甲退还预付款20万元并由甲、丙支付违约金80万元。
案例一中，双方已经对有关情况的发生及其处理方法作出明确约定，依照意思自治优先之法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土地征用给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
案例二中，《煤炭买卖合同》为转卖甲与同煤签订的《煤炭购销意向书》项下3万吨煤炭的协议，虽然《煤炭买卖合同》中并未就风险负担作出明确约定，但在该合同的基础协议《煤炭购销意向书》中有明确的风险负担条款，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可知三方在明知有风险而不就风险负担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应推定风险由三方分担。[20]笔者认为，对情势变更后风险负担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明确约定，通过合同解释能确定的，适用合同解释的风险负担。
三、情势变更制度与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制度——竞合及不可替代
（一）路径决定后果：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而可变更可撤销制度
通说认为，情势变更后继续履行合同导致明显不公系情势变更制度的构成要件之一。因《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中也有“显失公平”的文字表述，故国内学者大多关注情势变更制度与合同因订立时显失公平而可变更可撤销制度之间的关系，而忽略该条款中第1项——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而可变更可撤销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研究后者也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涉及到民法的基本理论——错误理论与情势变更制度的关系问题。
［案例三］双方以一个较高的价格签订了一份关于租赁城郊某处饭店的租赁合同，因饭店位于一个军营旁边，所以虽然离市中心很远但收入可观。合同签订后不久，军营迁走，饭店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承租人要求解除合同。
本案的案情既可以看作是双方当事人对经营前景或经营环境认识的双方错误，即重大误解，也可以看作交易基础——饭店旁边有军营——发生变化，导致情势变更。这样就产生了重大误解和情势变更的竞合问题。而法律竞合的核心问题是：面对同样的法律事实，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从法条内容来看，无论适用重大误解制度还是情势变更制度均可以导致合同变更，差别仅在于选择重大误解还可以向仲裁机构提起，而选择情势变更只能向法院主张，从这一点来看，重大误解制度给当事人多提供了一条纠纷解决的路径。更重要的区别是，选择重大误解制度将导致合同被撤销，而合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合同法》第58条，“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依民法解释论，这里的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该主要指非金钱之债（但亦未明确排除金钱之债），折价赔偿主要应指物的添附情况。如果依据重大误解规则处理，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无效，案例三中出租人所收取的租金应全部返还承租人，这样显然不利于出租人，也不符合公平原则。
选择情势变更制度将导致合同解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合同法》第97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这一点不同于合同无效。具体到案例三中，“根据履行的情况和（租赁）合同的性质”，“恢复原状（返还全部租金）”的诉讼请求显然不容易获得法院的支持。承租人可以“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出租人可以保留全部或部分租金收益，从交易实质公平的角度出发，显然这种路径选择更给力。因此笔者认为，重大误解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的界限其实并非泾渭分明，存在竞合可能，二者最大区别在于法律后果。[21]
（二）想象中的近似：与合同因订立时显失公平而可变更可撤销制度
在立法未正式确立情势变更制度之前，有人曾置疑合同法中既已规定了显失公平，还有无规定情势变更之必要？笔者认为显失公平制度并不能代替情势变更制度，二者差别明显。
1.从主观方面来看，显失公平是一方当事人为了追求不公平结果的发生，而情势变更是当事人主观所不能预见到的情况；显失公平的一方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利用对方的经验缺乏或轻率与其订立合同，而情势变更则必须是当事人主观上无过失。
2.从时间上看，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在合同成立时就已经存在，而情势变更的发生则是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完毕之前。即显失公平制度解决合同缔结时的效力问题，而情势变更制度解决合同生效后的履行问题。
3.从法律效果上看，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法律后果，此行为自撤销之时起自始无效。情势变更发生后，合同变更或解除，最主要是在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22]
4.从法律价值来看，显失公平制度是基于善良风俗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而情势变更制度是基于均衡与公平原则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均衡与公平原则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形式正义的修补。[23]
四、情势变更[24]与不可抗力——形式划分的尝试
［案例四］2002年11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承包合同，约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承包被告下属的大酒店，期限3年，年承包费32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预交半年承包费16万元。 2002年12月到2003年1月期间，原告以大酒店名义与十多家旅行社为向旅游团队提供就餐服务签订了16份协议。 2003年4月22日，某省旅游局向所属各旅游局及旅游单位下发了“关于切实抓好旅游企业防控非典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旅游单位暂停接团和组团业务。原告得悉此情况后，于4月25日停止了酒店经营，经营由此陷入困境。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并免除责任。[25]
（一）纠结的关系判定：认识上的混淆
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未出台前，有关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关系，观点颇多：有人认为，不可抗力是免除责任的事由，情势变更是变更和解除合同的事由，两者在功能上、效力上、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无所谓相互联系；[26]也有人认为，不可抗力包括了情势变更，规定了不可抗力就没有必要再规定情势变更；[27]也有人认为，情势变更制度是不可抗力的上位概念，不可抗力是情势变更制度的一个具体情形，情势变更制度完全可以不可抗力扩大解释来适用；[28]还有人认为，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是因果关系，即由于发生了不可抗力，才导致客观情势的异常变化。[29]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如地震、洪水之天灾，战争、政变、经济的变动等为绝对事变或称不可抗力，其因此所生之害，结局应归当事人之负担。依余所见，情势变更制度之适用，应以绝对的事变为限。盖此原则惟于其不适用则生不公平之结果，即于法律上何等之救济方法时，始发挥其效用也”；[30]还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仅存在影响合同履行的程度上的区别，“根本区别在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指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不能履行），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的履行困难（指商业上的不能履行）”）。[31]还有学者认为，“无论采取什么做法，都不能否定情势变更制度和第117条（合同法中的不可抗力制度）在某种情况下的竞合”。[32]
（二）混淆之始作俑者：大小情势说之辨
从条款内容来看，情势变更制度之适用不可能由不可抗力引起。[33]那么，为何会有那么多观点认为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有关系？笔者认为，这与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对“情势”的具体范围有“大情势说”和“小情势说”两种观点有关。所谓情势是当事人订约时作为合同成立基础或环境的客观事实。[34]“大情势说”认为突发战争、自然灾害、罢工、政策法律变动、经济危机、货币价值异常波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等都属于情势变更的范畴；而“小情势说”认为情势变更仅包括货币贬值、物价、汇率的异常波动等与经济直接相关的事实的变更，而诸如突发战争、自然灾害、罢工、政策法律变动等间接引起客观情况发生巨变的事实仅是产生不可抗力的原因，不属引起情势变更的范畴。[35]可见，如果采“大情事说”，不可抗力是包含在情势变更内的。笔者进一步认为，这是很多学者认为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根本原因。
（三）模糊的划分：一个不成熟的构思
回到案例四中来，对于非典构成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也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构成不可抗力。理由是：非典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符合不可抗力要求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之构成要件。[36]第二种观点认为，构成情势变更。理由包括：1.不可抗力多是灾难性事件，而情势变更则多是经济情势变化。非典属公共卫生事件，不属于灾难性事件，但它客观上引起了经济形势的改变；2.非典虽属不可预见，但并非不能避免，是可防、可控、可治的；[37]3.不可抗力是绝对不能履行，情势变更是相对不能履行。非典在很多情况下（如案例四）并非造成合同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而只是履行艰难，因此应属情势变更。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提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大情势说”的内涵如此广泛，[38]几乎所有的民事法律事实都可能导致合同成立基础或环境发生，“大情势”中必然包含“小情势”、不可抗力和商业风险。[39]不可抗力与“小情势”之间没有交集。“小情势”与商业风险有交集，“小情势”—商业风险≤《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界定的情势变更。[40]
五、情势变更制度与法定解除——目的不达的一致性之考
《合同法》第94条第1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也包含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表述，而且两项法律规范在法律后果方面也有一致之处（都能导致合同解除），厘清两者边界极有必要。由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关系已经在前文探讨过，研究焦点可归纳为：《合同法》第94条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涵义是否一致？
（一）目的不达的狭义与广义解释
一般认为，目的不达是英美法上的固有制度，目的不达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目的不达应指英美法上的Frustration of Contract （还可译作合同落空或契约受挫），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通常而言，导致目的不达的原因 包 括：特 定 物 的 灭 失（Destruction of a Specific Thing）；一方当事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Death or Incapacity of a Party）；特定事件的未发生（Nonoccurence of a Particular Event ）；重大的法律变化（Subsequent Legal Changes）；履行迟延（Delay）；成本的增加（Increase of Cost）等等。在法律后果上，主要导致合同的解除和双方互相返还，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有合同变更。其中，特定事件的未发生，重大的法律变化、成本增加等情形，基本上是和德国法上的情势变更制度相重合的。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国，在其民法典上并无目的不达的立法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将某些目的不达的类型作为情势变更案例类型的一种，德国的教科书中都以英国的国王加冕案为典型。[41]
关于目的不达还有一种狭义的理解，对应的英文为Frustration of Purpose ——目的落空，是Frustration of Contract的三种类型之一，其他两种类型为履行不能和商业上履行不现实（Commercial Impracticability）。其中履行不能又包括至少5个类型：1.某特定物毁损，2.死亡或丧失履行能力，3.不可获得性（Unavailability），4.履行方法不能，5.非法。狭义的目的不达可做如下界定：1.履行并非绝对不可能；2.常由货物、服务或者其他设备的接受方提出：由于意外情势的发生，使得对方当事人的履行对他而言其价值已经极大地降低，所以他不再承担接受对方的履行并支付对价之义务；3.该规则之适用对以支付价款来换取对方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有利。[42]
（二）我国合同法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涵义分析
首先，《合同法》第94条第1项规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做何理解？如果做广义的理解可能导致《合同法》第94条与《合同法》第110条在某些领域的竞合；[43]如果做狭义的解释，虽然可以将各自规制领域划分出一条比较明显的界限，但是考虑到：1.第94条规定在合同法第6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而《合同法》第110条规定在第7章“违约责任”中，可以认为两条款调整的是不同的合同领域，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因而不存在制度重叠问题；2.我国合同法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即违约责任与过错无关，如果将此“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做狭义解释，那么其适用的范围将非常有限，严格责任将很少再有例外，无法反映现代合同法重视实质公平与具体人格的价值取向；3.如果与《合同法》第110条竞合，那么当事人可自由选择。第110条只是对继续履行义务的豁免，而对《合同法》第94条而言，继续履行义务的豁免无疑是合同解除的题中应有之义，合同解除还会导致除不再继续履行外的其他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合同法》第94条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宜做广义解释。
中国外交部 土库曼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通知中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正式生效事


（领五函［１９９６］４２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外事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办、公安厅、安全局，驻土库曼斯坦使馆：
　　中土双方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土首都阿什哈巴德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的批准书。请按该条约的规定处理中土双边领事关系。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告我司。
　　现随函送去《中土领事条约》文本，请查收。
　　附件：中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

　　　　　　　　　　　　　　　　　　　　　　　　　　　　外交部领事司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抄：欧亚司、条法司、礼宾司、行政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领事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
　　本着发展两国领事关系的愿望，有助于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巩固两国的友好合作，
　　决定缔结本领事条约，并为此目的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定义

　　第一条　定义
　　就本条约而言，下列用语具有以下意义：
　　（一）“领馆”指任何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设定的区域；
　　（三）“领馆馆长”指受委派领导一个领馆的人员；
　　（四）“领事官员”指受委派担任此职执行领事职务的任何人员，包括领馆馆长在内；
　　（五）“领馆工作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行政或技术工作的任何人员；
　　（六）“服务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服务工作的任何人员；
　　（七）“领馆成员”指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
　　（八）“家庭成员”指与领馆成员居住在一起并靠其抚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九）“私人服务人员”指受雇用专为领馆成员私人服务的任何人员；
　　（十）“派遣国国民”指具有派遣国国籍的自然人，适用时，也指派遣国法人；
　　（十一）“领馆馆舍”指专供领馆使用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不论其所有权属谁；
　　（十二）“领馆档案”指领馆的一切文书、文件、函电、簿籍、胶片、录音带、登记册及明密电码，记录卡片以及用于保护或保管它们的任何器具；
　　（十三）“派遣国船舶”指按照派遣国法律有权悬挂派遣国国旗的船舶，不包括军用船舶；
　　（十四）“派遣国航空器”指在派遣国登记并标有其登记标志的航空器，不包括军用航空器。

　　　　　　　　第二章　领馆的设立和领馆成员的委派

　　第二条　领馆的设立
　　一、派遣国须经接受国同意才能在该国境内设立领馆。
　　二、领馆的所在地、等级和领区的确定，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动，须经派遣国和接受国双方同意。

　　第三条　领馆馆长的任命和承认
　　一、在任命领馆馆长前，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确知，接受国将会同意承认该人员领馆馆长的身份。
　　接受国如不同意，无需说明理由。
　　二、经同意后，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向接受国递交任命领馆馆长的任命书或照会。任命书或照会中应载明领馆馆长的全名、职衔、领馆所在地、等级和领区。
　　三、接受国在接到任命领馆馆长的任命书或照会后，应尽快发给领馆馆长领事证书或以照会通知领馆馆长准许其执行职务。
　　四、领馆馆长在接受国书面确认后即可执行职务。在确认前，经接受国同意，领馆馆长可临时执行职务。
　　五、接受国确认领馆馆长的任命或准许其临时执行职务后，应立即通知领区内主管当局，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领馆馆长能执行职务，并享受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条　暂时代理领馆馆长职务
　　一、领馆馆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或其职位空缺时，派遣国可指派该领馆或驻接受国的其他领馆的一位领事官员或驻接受国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为代理领馆馆长。派遣国应事先将代理领馆馆长的全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
　　二、代理领馆馆长享有本条约规定的领馆馆长应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三、被指派为暂时代理领馆馆长的外交官员继续享有根据其外交身份应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

　　第五条　到达和离境的通知
　　一、派遣国应将下列事项书面通知领馆所在地主管当局：
　　（一）领馆成员的全名、职衔和他们的到达、最后离境或职务终止的日期，以及他们在领馆任职期间职务上的变更；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和私人服务人员的到达和最后离境的日期，以及他们在身份上的变更。
　　二、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发给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相应的身份证件。

　　第六条　领事官员的国籍
　　领事官员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的永久居民。

　　第七条　领事证书的撤销和终止承认
　　一、接受国可在任何时候，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派遣国某一领事官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或某一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为不可接受的人，而无需说明理由。遇此情况，派遣国应将其召回。
　　如派遣国在合理期间内不履行此项义务，接受国可相应地撤销其领事证书或不再承认其为领馆成员。
　　二、被任命为领馆成员的人员，在他未到达接受国领土前，或已在接受国内，但尚未在领馆执行职务时，均可被宣布为不可接受的人。遇此种情况，派遣国均应撤销其任命。

　　　　　　　　　　　　　第三章　领事职务

　　第八条　领事官员的职务
　　领事官员的职务是：
　　（一）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益，并向派遣国国民提供帮助；
　　（二）增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贸易、经济、文化、体育、科技和旅游等关系的发展；
　　（三）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政治、贸易、经济、文化、体育和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并向派遣国政府报告；
　　（四）执行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职务。

　　第九条　有关国籍和民事登记的职务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根据派遣国的法律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
　　（二）登记派遣国国民；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和死亡，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根据派遣国法律发给相应的证明；
　　（四）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根据派遣国法律规章办理双方均为派遣国国民的结婚手续并颁发结婚证书。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十条　颁发护照和签证
　　领事官员有权颁发、延长、吊销护照、入境、入出境、过境和其他签证以及类似证件，并办理加签手续。

　　第十一条　公证和认证
　　一、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领事官员有权：
　　（一）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各种文件；
　　（二）应派遣国国民的要求，为其出具在接受国境内或境外使用的各种文件；
　　（三）把文件译成派遣国或接受国的官方文字，并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认证派遣国或接受国主管当局所颁发的文件；
　　（五）起草、证明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遗嘱；
　　（六）起草和证明派遣国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但这些文书和契约不得违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并不得涉及不动产权利的确定或转让；起草和证明一方为派遣国国民，另一方为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仅以这些文书和契约涉及在派遣国的财产或权利和涉及必须在该国审理的案件为限，但以这些文书和契约不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为条件；
　　（七）证明派遣国国民在各种文件上的签字；
　　（八）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财产和文件，惟这种保管不得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
　　二、领事官员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起草、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只要符合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在接受国应被视为与接受国主管当局和机构起草、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和证明效力。
　　如接受国法律规章需要，这些文件应予认证。

　　第十二条　同派遣国国民联系
　　一、领事官可同派遣国国民会见和联系，提出建议和给予各种协助，包括采取措施给予法律帮助。
　　领事官员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协助查寻永久居住或临时居住在接受国境内的派遣国国民的下落。
　　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派遣国国民同领馆联系和进入领馆。
　　二、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逮捕、被拘留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在发生上述情况后四天内通知领馆。
　　三、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逮捕、被拘留、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或监禁的派遣国国民，同其联系和会见，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对领事官员探视该国民的请求应在通知后三日内作出安排，以后在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应立即将本条第一、三款规定的权利通知被逮捕、被拘留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
　　五、本条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应依接受国法律规章行使之。但接受国法律规章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十三条　监护和托管
　　一、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在接受国境内永久居住的派遣国国民需要监护人或托管人时，应通知领事官员。
　　二、领事官员应就本条第一款所指事项同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合作，必要时，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推荐监护人或托管人。
　　三、如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认为，由于某种原因被推荐的人作为监护人或托管人是不能接受的，领事官员可另行推荐。

　　第十四条　代表派遣国国民
　　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保护自己在接受国内的权益时，领事官员无须受专门委托即可在接受国法院和其他机构面前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表，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表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益时为止。

　　第十五条　保护遗产的措施
　　一、接受国主管当局获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任何情况下的死亡时，应尽快通知领馆，并应领馆请求提供死亡证书或其他证明死亡的文件副本。
　　二、如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遗有财产，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有关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有无遗嘱的情况。
　　三、当接受国主管当局清点和封存本条第二款所述遗产时，领事官员可请求准其在场。
　　四、如派遣国某一国民有权继承或受领一位任何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的遗产，且该国民不在接受国境内，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该国民是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通知领馆。
　　五、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从法院、其他当局或个人领取因某人死亡而应付给该国民的现款或其他财产，包括遗产、应支付的赔偿金和因保险而得的偿金，并将这些现款和财产转交给该国民。
　　六、遇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临时逗留期间死亡，如死者在接受国无亲属或代表，且其遗留物品未涉及其逗留期间所承担的义务，领事官员有权领取、保管和转交其遗留物品。

　　第十六条　帮助派遣国航空器
　　一、领事官员有权在领区内对在接受国机场停留或在空中飞行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行使派遣国法律规章所规定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领区内对在接受国机场停留或在空中飞行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提供帮助，并有权：
　　（一）同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人员进行联系；
　　（二）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调查派遣国航空器在飞行中或在机场停留期间发生的事件，询问机长或机组人员，检查航空器证书，听取机长关于航空器及其飞行和目的地的报告，并为航空器的飞行、降落和在机场停留提供必要的帮助；
　　（三）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解决机长和机组人员之间发生的各种争端；
　　（四）必要时，为机长或机组人员安排就医或返回本国；
　　（五）接受、出具或证明派遣国法律规章就航空器规定的任何文件。
　　三、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规定的职务时，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给予帮助和协助。

　　第十七条　对派遣国航空器执行强制性措施时的保护
　　一、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如欲对派遣国航空器或在派遣国航空器上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进行正式调查时，应事先通知领馆，以便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采取上述行动时到场。如情况紧急，不能事先通知，接受国主管当局在采取上述行动后应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事官员的请求尽快提供所采取行动的全部情况。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就该款所述情况对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人员所采取的同样的行动。
　　三、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的有关海关、边防、安全和检疫的例行检查。
　　四、在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或乘客未对接受国的安宁、安全及公共秩序造成破坏的情况下，除非应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领事官员的请求或征得其同意，接受国主管当局不得干涉派遣国航空器的内部事务。

　　第十八条　帮助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
　　一、遇有派遣国航空器在接受国境内发生事故或接受国主管当局发现在接受国发生事故的第三国航空器上有派遣国国民及其财产，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快将此情况通知领馆，并通知为抢救派遣国航空器、派遣国国民及其财产所采取的措施。
　　二、领事官员有权采取措施向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和乘客提供帮助，并可为此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提供帮助。
　　三、如在接受境内发现在接受国或第三国境内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或其部件或其装载的货物，而该航空器的机长、所有人、代理人或保险机构的代理人均不在场或无法采取措施保存或处理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们对失事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财产采取保存或处理的措施。
　　四、本条第一、二、三款所涉及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部件和货物，如不在接受国境内出售或交付使用，接受国不应征收关税或其他类似费用。

　　第十九条　派遣国船舶
　　本条约第十六、十七和十八条关于派遣国航空器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派遣国船舶。

　　第二十条　领事规费
　　领馆可在接受国境内收取派遣国法律规章所规定的领事规费。

　　第二十一条　在领区内外执行领事职务
　　领事官员只能在其领区内执行领事职务。经接受国同意，领事官员也可在其领区外执行领事职务。

　　第二十二条　同接受国当局联系
　　为执行职务，领事官员可同领区的主管当局以及同接受国的中央主管机关进行联系，但应以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的许可范围为限。

　　第二十三条　使馆执行领事职务
　　一、派遣国使馆应将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的全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外交部。
　　二、本条约对领事官员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派遣国在接受国外交代表机构中被指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也适用。
　　三、被指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继续享有按照其外交官身份所享有权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章　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四条　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便利
　　接受国应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充分的便利，确保领馆成员得到保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领馆成员得以执行任务并依照本条约的规定享有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五条　领馆馆舍和住宅
　　一、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派遣国或其代表有权购置、租用、建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用作领馆和领馆成员住宅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所使用的土地，但领馆成员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住宅除外。
　　二、接受国应为派遣国按本条第一款所述方式获得领馆馆舍提供帮助，必要时，还应协助派遣国为其领馆成员获得适当的住宅。
　　三、本条第一款规定并不免除派遣国必须遵守土地、建筑物、部分建筑物和附属用房所在地区有关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国旗和国徽的使用
　　一、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装置国徽和用派遣国与接受国文字书写的馆牌。
　　二、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领馆馆长寓邸和领馆馆长执行公务时所乘用的交通工具上悬挂派遣国国旗。
　　三、在施行本条规定的权利时，应顾及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

　　第二十七条　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领馆馆舍不受侵犯。接受国当局未经领馆馆长或派遣国在接受国的使馆馆长、或上述两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进入领馆馆舍。
　　二、如遇领馆馆舍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接受国国民、财产及临近馆舍的建筑物安全的自然灾害时，这种同意应在最短的适当期限内作出。
　　三、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领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坏，并防止扰乱领馆的安宁或损害领馆的尊严。
　　四、本条第一、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领事官员的住宅。

　　第二十八条　领馆档案不受侵犯
　　领馆档案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均不受侵犯。

　　第二十九条　通讯自由
　　一、接受国应准许并保护领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通讯自由。领馆同派遣国政府、派遣国使馆和派遣国其他领馆进行通讯，可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明密码电信、外交信使或领事信使、外交邮袋或领事邮袋。领馆须经接受国许可才能装置和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二、领馆的来往公文函电不受侵犯。领事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领事邮袋须加密封并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但以装载公文、资料和专供领馆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三、领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永久居民。领事信使应持有证明其身份的官方文件。领事信使在接受国境内享有同外交信使相同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四、领事邮袋可委托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派遣国船舶的船长携带。该机长或船长应持有载明邮袋件数的官方文件，但不得视为领事信使。经与接受国有关当局商定，领事官员可直接并自由地向机长或船长接交领事邮袋。

　　第三十条　行动自由
　　在不违反接受国为本国国家安全考虑而制订的禁止或限制进入某些区域的法律规章的情况下，应准许领馆成员在领区内自由通行。

　　第三十一条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接受国应对领事官员予以应有的尊重，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其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三十二条　管辖的豁免
　　一、领事官员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但下列民事诉讼除外：
　　（一）未明示或未默示以派遣国代表身份所订契约引起的诉讼；
　　（二）因车辆、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国内造成损害，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三）在接受国境内的私人不动产的诉讼，但以派遣国为领馆之用所拥有的不动产不在此列；
　　（四）作为私人，而不是代表派遣国以遗嘱执行人、遗产托管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所涉及继承的诉讼；
　　（五）公务范围以外在接受国从事的任何专业或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诉讼。
　　二、接受国如对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采取执行措施时，应不损害领事官员的人身和住宅不得侵犯权。
　　三、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执行公务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的管辖，但本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民事诉讼除外。
　　四、除非根据法院当局对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按接受国法律应予惩罚的行动出示的起诉书，或根据业已产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不受逮捕并不得任何形式剥夺其自由。
　　如对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实行逮捕或拘留时，接受国应立即通知领馆馆长。

　　第三十三条　作证
　　一、领事官员无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
　　二、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可被请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提供证词。但他可以就执行公务所涉及情况拒绝作证。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三、接受国主管当局要求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作证时，应避免妨碍其执行公务。在可能情况下，可在领馆馆舍或其寓所录取证词，或接受其书面陈述。

　　第三十四条　劳动义务和军事义务的免除
　　领馆成员应免除接受国任何形式的劳动义务、公共服务及军事义务。他们亦应免除接受国法律规章关于外侨登记、居住许可、就业许可（如属执行派遣国公务）的一切义务，也可免办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外侨规定应办理的其他类似手续。

　　第三十五条　领馆的免税
　　一、派遣国或派遣国代表以任何方式拥有或租用的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住宅以及为获得上述财产而签署的契约或文书，应免纳一切国家、地区和市政捐税。
　　二、派遣国所有或用于领事目的的动产，应免纳税收或其他类似的捐税。
　　此规定也适用于为领事目的而将取得的动产。
　　三、领馆在接受国内收取的领事规费免除一切捐税。
　　四、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对特定服务的收费；
　　（二）与派遣国或其代表订立契约的人按照接受国法律规章应缴纳的捐税。

　　第三十六条　领馆成员的免税
　　一、领馆成员应免纳接受国课征的一切国家、地区和市政的捐税，但下列项目除外：
　　（一）计入商品和劳务价格中的间接税；
　　（二）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的捐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在此限：
　　（三）接受国课征的遗产税、遗产取得税或继承税和让与税，但本条约第三十八条规定者除外；
　　（四）在接受国取得的公务范围外的私人收入的所得税；
　　（五）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六）注册费、法院手续费和记录费、抵押税及印花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者除外。
　　二、领馆成员从派遣国领取的工资，应免纳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工资征收的税收和其他类似捐税。

　　第三十七条　关税和海关查验的免除
　　一、接受国依照本国法律规章应准许下列物品进出口，并免除一切关税，但保管、运输及类似服务费除外：
　　（一）领馆公用物品包括交通工具；
　　（二）领事官员的私用物品；
　　（三）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初到任时运入的私用物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
　　二、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述物品不得超过有关人员直接需要的数量。
　　三、领事官员的个人行李免受海关查验。接受国主管当局只有在有重大理由认为行李中装有不属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物品、或为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进出口的物品、或为检疫法所管制的物品时，才可查验。查验必须在有关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场时进行。

　　第三十八条　领馆成员的遗产
　　遇领馆成员或其家庭成员死亡时，接受国应：
　　（一）准许将死者的动产运出境外，但死者在接受国境内获得的，死亡时禁止出口的动产除外；
　　（二）对死者纯系因在接受国担任领馆成员或作为其家庭成员而带入和在接受国取得的动产，免除任何国家、地区或市政的遗产税或动产继承税。

　　第三十九条　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之特权和豁免
　　除本条约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者外，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家庭成员分别享有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根据本条约规定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条　不享受特权和豁免的人员
　　一、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接受国永久居民的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者除外。
　　二、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接受国永久居民的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三、私人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一条　特权和豁免的放弃
　　一、派遣国可放弃本条约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领馆有关人员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但每次放弃应明确表示，以书面通知接受国。
　　二、根据本条约规定享有管辖豁免的领馆成员如就本可免受管辖的事项主动起诉，则不得对同本诉直接有关的反诉主张管辖豁免。
　　三、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上放弃管辖豁免，不得视为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亦默示放弃。此种放弃须另行书面通知。

　　第四十二条　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
　　一、根据本条约享有特权和豁免的一切人员，在其特权和豁免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均应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包括有关交通工具管理和保险的法律规章。他们也负有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义务。
　　二、凡系派遣国国民的领馆成员除了执行公务外，不得在接受国内从事其他职业或商业活动。

　　　　　　　　　　　　　第五章　最后条款

　　第四十三条　本条约的批准、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阿什哈巴德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二、除非缔约一方在六个月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应继续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土库曼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库曼斯坦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田曾佩　　　　　　　　　　　　　　奥·阿伊道格德耶夫
　　　　　　　（签字）　　　　　　　　　　　　　（签字）